一九八九年夏季，随着中国历史再一次陷入剧烈震荡，周扬在北京溘然长逝。对于他的逝世，中共中央写下这样的悼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①这些官方耳熟能详的体制内话语在政治上为周扬盖棺定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周扬一方面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在文艺界呼风唤雨、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争诉不断、毁誉参半的事实；遮蔽了周扬一方面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参与建立人类历史上独特的文艺体制、九死无悔追求理想社会，另一方面又被自己亲手参与建立的体制及理想社会侵害、吞蚀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厘清文艺界以周扬为震荡中心产生的历次重大纷争的本来面目，具有别具一格的重要意义。正如韦君宜所说：周扬作为从延安起一直长期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的人物，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文艺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②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着力恢复周扬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悲剧性。 一、左与右 在目前编撰面世的各类文学史上，周扬的面目似乎是始终如一的：一个疾言厉色、咄咄逼人的战斗者形象。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不遗余力的贯彻者，建国以来文艺界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而在这幅历久弥新漫画像的中心位置，对周扬的定位则是极左文艺路线的“大总管”。此种历史形象亦得到各种史料的证实。从三十年代开始，周扬即以左的面目示人。就个人文学观念而言，他放弃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温和理念，秉持文学是不同阶级你死我活斗争工具的激进思想，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坚持作者思想观念及正确世界观对于文学创作第一位的作用；就文艺评价标准而言，始终把政治放在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首要位置，对文学的专业标准则持批评态度。就其参与形形色色文艺论争而言，他尖锐攻击文艺自主和“纯文学”的主张，一再强调文艺的政治功用，主张作家应该成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就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者③而言，其领导下的左联实际上并非局限于文艺的定位。“尽管左联是文艺家组织，但从领导到每个成员都没有把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局限在文艺范围，而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位的任务。”④作为左联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的茅盾，则对左联下了这样的结论：“说它是文学团体，还不如说更像政党。”⑤这种文艺极左路线，与当时中共中央左倾路线有关，与当时中国整体环境恶化，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急迫认知有关，但无可否认与周扬个人世界观、文艺观更为密切相关。如果说共和国成立之前，周扬的极左文艺观念及由此引发的文艺纠葛因为没有体制权力作为坚强保障，只限于言语的论争，成为纸面上的风暴，那么从延安时期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体制的日益左转，周扬左的作派在频频开展的文艺运动中，不仅使文学本身受到巨大伤害，更使无数文艺工作者在遭遇极左话语锋芒的同时，饱尝权力锋芒的打击，这也是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最没有疑义的部分之一。 但深入历史的细部，切入文艺纷争的内里，将各种文本充分历史化之后，能发现左与右不仅有自身的标准，还被历史语境所决定。以著名的“两个口号”论争为例，论争中主要当事人鲁迅、胡风、冯雪峰和周扬均立场鲜明、态度果决，而不同姿态背后的东西是更为耐人寻味的。众所周知，一九三五年，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变，民族矛盾突显、阶级矛盾淡化的情况下，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其主观目的，在于克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以新的口号团结更广泛的作家文艺家到抗日运动中来。而冯雪峰、鲁迅借胡风文章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据冯雪峰回忆：“鲁迅认为周扬等人早已经要放弃革命文学的主张，急于要与敌人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叭儿狗们联合了……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⑥“两个口号”的论争，有左翼文坛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有对当时革命阶段的判断问题以及对党的政策理解问题。但如果撇除其他因素，仅仅考虑“两个口号”本身、主角的左右姿态及其现实指向，双方的立场是鲜明的。在鲁迅眼里一贯左的周扬显示了右的姿态，而被周扬们认为被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温情主义包围的鲁迅和胡风呈现了左的倾向。当然，上述只言片语无法涵盖口号纷争的全部历史复杂性，比如，周扬内在的左倾在他右转时仍然顽固的突现出来，论争中，他在强调文艺家以抗日为政治基础统一和联合重要性的同时，要求所有的文艺创作以国防为主题，仍然将政治与文艺混为一谈。而此时看上去左转的鲁迅却还是不断强调文艺创作的充分自由，要求保持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在这一切的背后，历来十分重视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毛泽东，显然更为赞同周扬的观点。曾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吴黎平在《关于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提到，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论争，我们同毛主席与洛浦、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目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合适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志是可以的，但用它来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⑦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三十年后，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发表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与鲁迅的论争成为周扬的一大罪状。《纪要》中说：“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在《纪要》一开头就附有“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信中清楚地说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除了提到王明路线的一句，其他都是毛泽东加上的。⑧同一起事件，同一个评价者，置身不同的时代，给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左与右在历史幻境中产生了相反镜像，并使当事者的命运发生过山车般的上下转折。仅仅从“两个口号”论争中周扬的经历来看，与其说左、右本身的标准判定了周扬的左或者右，不如说具体的历史语境、领袖的个人权威和政治力量的角逐是定义、判定左与右更高更有力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