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在医院中》①陆萍最终离开医院的结局，一般被阐释为“狂人”被“治愈”、知识分子被同化。这种观点实际上包含着双重失误：一是在文本内涵理解方面存在偏差；二是在价值判断上存在偏颇，即把执著于启蒙事业与保存知识分子主体性这两个不完全重合的问题等同起来。丁玲新时期复出后的小说《杜晚香》②，已有研究敏锐指出了其意识形态和性别立场上柔顺化的思想缺憾，但实际上这部作品还存在着以从容坚定的生活态度来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正面价值。本文通过《在医院中》和《杜晚香》的对照阅读，回应以往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丁玲创作执著探问主体内在精神的思想走向。 一、陆萍并没有被环境“治愈” 黄子平的论文《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③和贺桂梅的论文《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④，是新世纪丁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这两篇论文都对丁玲194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及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再阐释。两位论者关注的是“作品与多重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是“作品与其他话语之间的互文性”，是作品在20世纪“‘话语—权力’网络后的一系列再生产过程”⑤，因而这两篇论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在医院中》及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为支点的对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政治现象的深刻洞察上。黄子平的论文着重将丁玲的《在医院中》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互文对照，从而深入探究如下这一组既矛盾对立却也并非没有交互渗透的话语权力关系：一方面中国现代作家坚持启蒙立场，以文学“疗救”社会；另一方面政治大一统话语却从“社会卫生学”出发对文学进行“疗救”。贺桂梅的论文深受黄子平论文《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和李陀论文《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复杂角色》⑥的影响，而在如下问题上展示出自己的创见：一是揭示出丁玲启蒙立场与其革命精神的内在一致性，认为“丁玲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就成为‘革命内部的革命’，是以革命精神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二是指出了“与王实味、萧军、艾青等从文艺/政治的角度提出独立的要求不同，丁玲是唯一一位从性别角度反对妇女只有等到夺取了政权才能谈个人要求的批评者(拒绝‘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黄子平、贺桂梅论文的长处在于把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放在时代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考察，从而揭示出知识分子主体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两篇论文在有效地推进丁玲研究的同时，却也存在这样的缺憾：对《在医院中》结尾的理解存在误读现象。误读必然会造成对文本某些思想内涵的曲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文本与其历史语境关系评价的准确性，从而导致对文本所敞开的某些重要思想视而不见。 《在医院中》的结尾处，热情敏感的女青年陆萍想改造医院中“小生产者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⑦，却陷于困局。这时，“一个没有脚的害疟疾病的人”出现了。他肯定陆萍“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又指出“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建议她“不要急，慢慢来”，并告诫她：“谁都很清楚的，你去问问伙夫吧。谁告诉我这些话的呢？谁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呢？这些人都很明白的，你应该多同他们谈谈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最终，“没过几天，卫生部来人找她谈话了。她并没有去控告。但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而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于是“她真真的用了迎接春天的心情来离开这里的。” 这个结局往往被解释为“狂人”被环境“治愈”、知识分子被政治大一统力量同化。黄子平认为，聚焦于其论文所关注的“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主题，“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⑧。贺桂梅也认为：“……《在医院中》尽管是写于文艺座谈会之前的作品，但丁玲已经在进行一场类似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式的自我说服。因此，这篇小说就可以作为丁玲心路历程的一个象征性寓言。陆萍离开医院，也可以说是丁玲从心理空间上取消了陆萍所遭遇的问题具有的合法性而予以放弃，以全新的姿态投入《讲话》所指示的话语秩序当中。”⑨ 确实，结局中，陆萍不再与环境紧张对峙，不再执著于启蒙事业，但是否就非此即彼地被“治愈”了、就“投入《讲话》所指示的话语秩序当中”呢？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既要联系1941年的延安这个作品发表的历史语境，更要追问文本内部的逻辑，还要在理论预设上充分考虑到：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启蒙事业与“狂人”被环境所“治愈”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状态之外，主体还可能虽从启蒙事业中抽身而出但也并未走向反启蒙。 首先，文本中隐含作者借没有脚的人的话对陆萍所做的教诲，并不是在价值判断上否定陆萍的启蒙立场，而是在认可陆萍启蒙热忱的同时，建议她应该把保存主体力量问题放在首位。这说明隐含作者并未走向反启蒙、并未归顺《讲话》秩序。 完整地解读没有脚的人的话可以看出，他建议陆萍“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并不是批评陆萍专门盯着工农干部的缺点、看不到工农干部的可贵之处，并不是批评知识分子没有工农立场，而是担心陆萍由于只看到环境中异己的因素，便容易受到精神伤害，从而导致自我“被消磨”，而不能“支持下去”。显然，没有脚的人关怀的是陆萍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要被消解的问题。他深知作为主体的人有软弱的一面，因而把保存自我主体性问题置于改造环境问题之上。基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逻辑，他建议陆萍暂时把眼光从环境之黑暗中挪开，而从环境于己有利的因素中汲取精神力量。这并不意味着他否认了环境具有黑暗性质、否定了陆萍问题的合法性，而是在肯定陆萍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同时，关怀启蒙主体的心灵健康问题，关注保存启蒙主体的实力问题。他强调医院中有“伙夫”这类赞成陆萍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否认院长等人是不负责任的。他说明自己之所以没有脚就是“因为医务工作不好，没有人才，冤冤枉枉就把双脚锯了”，更是直接地现身说法批评医院工作的黑暗面、肯定陆萍问题的合法性。至于他说：“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并不是认为陆萍对医院现状的批评没有道理，更不是说陆萍不如她的批评对象，而是在认同陆萍立场的前提下认为从现实性上看立即解决陆萍所批评的问题有难度、要“慢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