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那些有着优越感、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①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鲁迅是把他们排除在知识阶级之外的。他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说过：“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1]卷八，229“现代评论派”②的那些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一面自称“特殊智识阶级”，一面又将鲁迅等异己者称为“学匪”。对于中国读书人的这一套以名定罪的伎俩，鲁迅早已看得分明：“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1]卷三，285“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徒’、‘学棍’的称号。”[1]卷三，220真是顺我者“通”，逆我者“匪”。“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1]卷三，176鲁迅干脆把自己的书屋称为“绿林书屋”③，而语丝派人也以“土匪”自居、自豪。“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2]208可看出《莽原》的定位就是在“野外莽原”呐喊、反抗、作乱，以示英雄本色。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论争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不依附于任何权势的知识分子与受统治者青睐的“特殊智识阶级”的斗争。王富仁分析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鲁迅与陈西滢的矛盾对立，认为其实质上体现了“现代社会人生原则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原则的对立”[3]10。“如果说传统儒家的社会观念和国家观念就是让全民服从皇帝一人的管辖，现代社会观念和国家观念的主要特征则是把社会和国家看作是全体国民共生共存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愿望和要求都有在合法的形式下得到表达的机会，而法律则理应成为社会各阶层表达自己愿望和权利的保护者……在这蝉联发生的两次斗争中，鲁迅的态度是立于整个社会人生的立场上看待它们并对之做出相应反应的。他在青年学生的行为中看到了充分利用自己应有的合法权利而表达自己社会愿望和要求的新的社会行为趋向，而对当权者非法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进行了抗议。”[3]9现代的社会人生准则是利用自己应有的合法权利表达自己的社会愿望，和那些依附权势、免不了帮忙帮闲命运的所谓特殊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一种是反抗的，以自我为中心；另一种是把自己仍然纳入统治者的权力轨道，看权力者的眼色和利益行事。而在这之中，反抗权势、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成为鲁迅最能显示出现代知识分子本色的特征。现代评论派追求的是息事宁人，闭着眼自欺欺人，做事最好不要超越常规，无非是为权力者粉饰太平。格里德尔认为：“五四知识分子向社会权威的传统准则发起了正面攻击，这预示着在一种思想基础上最终重建革命运动，这一思想基础的动力来自一种反偶像崇拜的社会学说和战略：‘民众’文化和唤起‘民众’的概念。”[4]206在女师大风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学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表现出的反权威的五四精神。陈西滢就认为女师大学潮中学生做得太过分了，失了体统。就是这个体统，正是真人君子们要维持的，而鲁迅喜欢做的事就是要揭穿他们的假面，破坏他们死守的体统，甚至于因此感到一种被人呕吐的报复的窃喜。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欺辱压迫，就不能体会被压迫者那种哭诉无门的境地。对于下者、弱者、幼者，鲁迅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 对于胡适等提倡的整理国故、学生应专心读书等宏论，鲁迅认为这是对现实的漠视和逃避。“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1]卷三，154如果有谁走得快一点，或者不听指挥自己探索着走，就会得到一个“捣乱”的名，只有装死一动不动最安全。鲁迅认为中国应兴起一股社会运动，而不是躲进实验室能研究出来的。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鲁迅的推测，一个大的时代将会到来，不管它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或形态出现，这个大的时代是一定要到来的。这是鲁迅的敏锐，大时代绝不是以往就有的在实验室埋头做研究，在象牙塔里发议论，做几篇文章就可以的，鲁迅一直都在寻求一种思想启蒙的最有效的契机，就是在一场大的社会运动中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包括鲁迅曾意图和创造社结成统一战线以及加入左联，包括鲁迅一直在呼吁的青年不能读死书，要走出社会，参与社会实践等，都表明鲁迅是一个不仅有思想而且重在把思想灌输给民众的启蒙家。这很像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定义。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由于这种稳定性，从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可以超越具体的社会和阶级而独立存在。“每个从过去的经济结构中走上历史舞台并作为该结构发展之表现的‘重要’的社会集团，都发现(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知识分子范畴早已有之，而这的确好像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甚至未被最复杂和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所打断。”[5]2葛兰西把局限于精英圈子、不能把影响扩展到大众中的哲学称为“内在论哲学”(immanentist philosophy)，认为它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不能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整体性。相反，“有机的”知识分子则是那些把自己与大众结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哲学来引导大众的哲学(常识)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5]240所以，“有机的”实质是指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是真正的哲学运动。“被恰当地称做哲学运动的，到底是那种致力于在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创造一种专门文化的运动呢，还是那种在制定一种高于‘常识’、在科学方面融贯一致的思想方式的过程中，永远不忘记同‘普通人’相接触，并且确实在这种接触中发现它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的源泉的运动？只有经过这种接触，哲学才变成‘历史的’，才能洗掉自己身上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为‘生命’。”[5]240－241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6]25我们可以把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解为现代型知识分子，而鲁迅是最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