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161－007 鲁迅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认识到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承认文学的阶级性，认同文学始终受阶级意识支配。这一时期是鲁迅思想的“转向”时期，通过与各方展开革命文学论争，尤其是同后期创造社的论争，他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探索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最终形成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鲁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与当时国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有着紧密关联，同当时后期创造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密切相关(这里并不否认鲁迅受国内外其他作家、理论家的影响)。 一、阶级意识的突显——后期创造社对鲁迅文艺思想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中苏外交关系断绝，思想交流严重受阻，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中国的联系较之苏联更为直接。”[1]148此时，留日归国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尽管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却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鲁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起初，鲁迅对革命文学是持怀疑态度的。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以《革命时代的文学》为题目作演讲时，已关注到“革命文学”，认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2]418，他对大革命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分三个阶段来分析。一是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二是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因为“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2]420。三是革命成功之后，会产生了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不过他认为“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2]421；“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2]421－422由此可见，尽管鲁迅谈到了革命文学，却认为当时中国没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存在的仅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是读书人的文学。虽然鲁迅承认革命文学的存在——“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3]82，但他对“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却是持怀疑态度[2]423，曾明确讲道“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3]83，对“文艺是革命的先驱”也持怀疑态度[2]559，对当时中国存在的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更是持怀疑态度[2]543－544。 后期创造社掀起的这场文化运动对鲁迅所产生的影响，鲁迅在1932年《〈三闲集〉序言》中曾坦陈：“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3]6从鲁迅的这段言词中，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三点：第一，鲁迅正是受到后期创造社的影响，才“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第二，鲁迅在此之前是只信进化论的；第三，鲁迅在“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之后，认识到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正是通过同后期创造社的文艺论争，鲁迅在清醒地看到前者患有严重“左”派幼稚病的同时。由起初的怀疑“革命文学”转变为肯定“无产阶级文学”。1928年3月12日，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对成仿吾的《祝词》及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主张，明确表示肯定：“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3]63这实际上是赞同了李初梨的主张，即“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4]；“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也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4]。由上可知，鲁迅接受了后期创造社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文学”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期创造社对鲁迅的影响，使后者不仅赞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且把之后诞生的“左翼作家联盟”也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亦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5]590。此外，由于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而且主张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他认为：“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成功，于大家更有益。”[3]135正是有了这样的理念，鲁迅才在1929年至1931年短短的时间内译介了一系列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如1929年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的论文集《壁下译丛》(北新书局印行)、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大江书局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1930年译俄国G.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光华书局印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的论文及演说《文艺与批评》(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及决议《文艺政策》(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苏联A.雅各武莱夫的长篇小说《十月》(神州国光社收稿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今尚未印)[3]180，1931年译苏联A.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三闲书屋印行)等。除以上他本人的译著之外，鲁迅还校阅了一些其他译著，如任国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胡斅译苏联A.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董秋芳译俄国V.但兼珂等作的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孙用译匈牙利裴多菲·山大的民间故事诗《勇敢的约翰》及李兰译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等，校阅约十几部译著。鲁迅之所以在此期间如此致力于翻译方面的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理念支持外，他还认为文艺界“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3]184。正是针对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太过于重在宣传，鲁迅才如此重视翻译工作，他的译著也是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如他所说的“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3]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