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0年前后，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它最初主要表现在政党文化的领域，文艺界对列宁主义与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区别还不甚了然。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俄国革命理论的译介在两条路径里，人们对文学与政治的兴趣并不在一个层次上。①最早对列宁主义关注的是共产党人，1925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一号上著文《列宁主义概论》，全面讨论了相关的概念，是一次自觉的理论性描述。瞿秋白从历史根源、方法论、革命理念之基础等六个层面考察列宁主义的特征，精神的呼应一看即明。他的结论是：列宁主义乃“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原理”②。这些看法，鲁迅都是陌生的。对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也未必清楚。当俄国革命逐渐成为话题的时候，鲁迅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思考之中的，革命之外的因素也自然带进他的世界中。 俄国革命带来了文化的变化，鲁迅觉得，这个变化与其文学的传统不无关系，或者说，恰是因为拥有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俄罗斯才有了一次精神的起飞。言外的意思是，列宁主义乃俄罗斯文明的一个结果。他对俄国精神史最深刻的感受，理论上不是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而是来自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个线索，对了解鲁迅的俄国文化观十分重要。因为托洛茨基的理论，恰好和他自己的经验相符，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他的隔膜是显而易见的。在言及苏俄社会的变化的时候，他的视角一直在文学理念的层面，政治哲学的痕迹殊少。所以，列宁主义之于他，长时间还仅限于文学及艺术的领域。 列宁主义在文艺领域主要表现为阶级性话语、政党话语，其间涉及现实态度以及对传统的态度。鲁迅一直没有全面地进入这个话语体系，只是部分与其有些交叉。1925年，鲁迅看到谢国桢所编《苏俄的文艺论战》的时候，对列宁主义旗帜下各种文学思想有了初步了解，不久接触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感动于其笔下的艺术形态与社会进化之关系的描述。③这里对革命时代的知识阶级的阐述，对他是从未有过的刺激。托洛茨基对新旧文化的解释，也多是鲁迅有过的感觉，但这位俄国人在理论上给他的惊异是巨大的，他在文学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解析中呈现的气象，是中国文人没有过的存在。托洛茨基与列宁主义存在距离，他对文学的理解还有康德主义的痕迹，即保留了对欧洲传统文化的某种敬意。鲁迅在翻译那篇评论勃洛克《十二个》的批评文章时，惊讶于其对作品内在隐含的把握，看到了诗人的写作与信仰、社会革命之复杂的关系。鲁迅认可勃洛克的诗歌，以为多有亮点在。可是他不是革命者。托洛茨基提供的理论是：“我们的时代还不是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走向新文化的初阶。对于我们来说，即使只是为了给新文化开辟道路，也必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掌握就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④在托洛茨基笔下，革命批评家不是金刚怒目式的，目光所及也有温情的地方。所以后来他看到创造社与太阳社文字里的血腥之气，就觉出其间的问题。俄国的批评家不都是如此，鲁迅对托洛茨基相当时间保持了敬意，其审美判断涉及文学与革命的部分，亦无出其左右。 无疑的是，鲁迅自己并不了解托洛茨基的知识结构，那背后的复杂的康德气息，后来受到了斯大林主义的清算。《新青年》杂志在20年代中期就介绍过这些言论。鲁迅在上海与激进的革命文学提倡者相逢的时候，对手的理论不是托洛茨基式的，而是与列宁思想有交叉的“拉普”式的。那些辱骂鲁迅的青年所操持的理论，鲁迅在托洛茨基那里并没有看到。革命倘若只是口号的罗列，大概也是一个问题。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鲁迅写道： 那时候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叫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⑤ 非革命者也可以存活，是鲁迅自己阅读时的判断。因为在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谈话里，都没有简单否定旧有的知识群落的价值。而且，在莫斯科的艺术活动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论对象。在所接触的资料里，鲁迅看到了新俄艺术与过去遗产的关联。这很重要。在他眼里，革命乃一种新的思想的演进，而它决不是从天空上掉下来的。 这里，鲁迅把中国左翼的理论偏差，归结于旧文人的习气，或者说是新文人的本身痼疾导致了认知的差错，因为不了解俄国理论的深层问题，他将精神来源的自身悖论省略了。托洛茨基关于革命文学的阐述，在逻辑上与其政治理论相互关联。这些鲁迅知之甚少。他没有看过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自然对俄国革命自身的问题无法提出看法。但就其所了解的左联而言，那些专横跋扈的管理模式，恰是其讨厌的部分。鲁迅大概还不了解他们身后的斯大林主义的投影。在他逝世前的几年，由于消息的闭塞，那些真实的情况传来的寥寥无几，他只能靠地下渠道获得二手的信息。 当鲁迅从瞿秋白的文章里得知托洛茨基的问题时，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变化不是依据托氏的理论辨认，恰恰相反，而是据中国外在的残酷的形势所形成的判断。鲁迅似乎觉得，托洛茨基所否认的革命，在中国恰是必行的路，鲁迅的反抗性格是不允许温吞的表达的，自然接受了瞿秋白的暗示。这个时候，独断主义的影子已经在他的思想里有所折射。他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与俄国的经验混杂于一体了。 鲁迅自己不知道，当他竭力否认旧文人与小布尔乔亚的世界时，他其实在走上与列宁主义有相近的道路。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面，即事物的克服是对立面的部分，只有克服对立面，才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对对立面的否定，才是事务本质的飞跃。这个思路，鲁迅的精神是隐含的，列宁主义的某些思想唤起了其认知的自觉，即敌人的敌人可能就是我们的朋友，对敌人的屈服就意味着对自己思想的背叛。伯恩斯坦在论述马克思的时候，就批评过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对社会的摧残性破坏，而回到康德去才能够使人类摆脱极端主义的路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只有陈独秀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对托洛茨基的肯定，背后也有伯恩斯坦的逻辑，只是陈独秀没有这样的知识准备而已。但这些所涉及的问题，鲁迅还没有看清，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在左翼文化的选择背后所蕴含的另一个问题在未来的严重性。对鲁迅而言，从旧文人的营垒走出来的时候，是可以不计较选择中的问题的。他所译的《文艺政策》《艺术论》都没有提供内在的危机性的话题。俄国革命者给他的印象，还多在一种诗意的光环里。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