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3)02-0041-08 一、绪论 汉语新诗一直在努力走出古典诗传统退场后诗意“空白”的困境。其重要表现之一，是现代汉语新诗写作中对如何咏物的思考。汉语古典诗中的咏物诗，多为诗人的主体写照，比如屈原的《橘颂》开启的咏物自喻传统。在古典诗中，诗人的主体形象是清晰的，咏物诗往往就是主体与物性之间的直接投射，即陈世骧谈论古典抒情传统时说的“文学切身地反映自我影象”[1]。具体表现诗人对物的抒写，对应着一套成熟的感物言志方式，比如“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2]。 由于现代汉语新诗的创建与现代中国人的主体重建几乎同时发生，新诗咏物形态的创建，也与诗人主体的重建相辅相成：新诗咏物展开诗意的限度，取决于现代诗人主体心智的成熟度，反之，咏物的诗意建设，也会促进现代中国诗人的主体性重建。 我们可以在中西诗歌比较的背景下看新诗的咏物问题。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中西现代诗歌面临的问题有相似的背景：即，古典诗的言说内容和言说形式不再无条件地有效。在西方现代诗中，这普遍表现为对神性“空白”的修辞，即如何抒写尼采所说的上帝“死”后“虚无主义的降临”[3]——这是自象征主义以来整个西方现代诗歌的重要写作主题；而在现代汉语新诗中，则表现为对失去古典诗所依赖的形而上学基础(比如，刘勰说的“原道”、“征圣”、“宗经”①)之后的“空白”的抒写。在古典诗歌与世界的亲密关系解体之后，现代汉语诗人如何迎向诗意“空白”的世界，重建汉语的诗性空间，成为汉语新诗切实的困境。因此，现代汉语新诗的发生，在经历了由语言变革引发的文化运动的同时，开启了创造白话汉语诗意的运动。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现代汉语新诗创建咏物形态的过程。 以研究想象力诗学著称的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曾按亚里士多德的划分模式，将想象划分为形式想象和物质想象。他认为，在诗学阐释中，后者常常被忽视，而物的形象常常是想象的直接体现。他说“诗歌形象是一种物质”[4]，也就是说，诗歌形象的重心之一在于，在词语中创建物的言语形象，即诗歌的咏物形态。汉语新诗中的物，如何逐渐具备不同于古典诗歌意象的咏物形态，成就汉语新诗的物质特征，是一个值得展开讨论的话题。 下面，我们将通过重释现代汉语新诗中如蝴蝶、圆宝盒、旗帜等一些经典意象，来勾勒汉语新诗咏物形态创建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其基本特征和类型。 二、“蝴蝶”翻开空白之页 在胡适的《尝试集》中，《蝴蝶》一诗经常被研究者提及。它虽简陋却不失意味，被视为汉语新诗草创期的名作。比如，废名有个著名的论点，说胡适《蝴蝶》这首诗里“有旧诗装不下的内容”。由此，他看出新旧诗的本质区别：新诗是散文的形式，诗的内容；而旧体诗则是诗的形式，散文的内容。[5]27本文也以此诗为切入点，来分析汉语新诗咏物形态的初始特征：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作者给这首诗最后的定名为《窗上有所见口占》，据作者关于此诗的后记和日记说明，此诗先后有过《朋友》《蝴蝶》等题名。这些更替，至少表明此诗不太好命名，主题不确定。由此可知，诗中的“蝴蝶”这一关键意象的寓意，在诗人这里没有被固定下来。[6]在诗中，寓意的获得常常依靠在传统文本和新的文本之间建立互文性，即用典，但胡适没有采取这一常见手段。他是在践行自己“不用典”的诗学宣言？也许，他觉得白话新诗袭用古典文化中的蝴蝶寓意是不合适的。即使梁实秋认为，此诗内容上不脱旧诗风味[7]，但这也许只是基于形式的判断。在内容上，它的确不像那些随处是典故的古典诗。即使意义较为浅白，音韵结构相对随意的汉魏乐府，也与这首诗的味道相去甚远。 众所周知，关于蝴蝶，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两个著名典故：一个是庄周梦蝶的故事。其中的蝴蝶，常被理解为灵魂自由的象征，也被理解为“相”的虚无。法国汉学家爱莲心如此解释这个典故：“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化比喻，因为它预示着《庄子》的中心思想：你必须脱去陈旧的自我的观念，然后你才能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事实上，脱去旧的自我的过程，也就是取得新的自我的过程。”[8]在这首诗里，胡适似乎也想造就一个脱去旧观念的新“蝴蝶”，却不知将“新”落实在何处。另一典故，是将“蝶恋花”的场景比喻为情爱的自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就是这个典故的一部分。 在胡适笔下，这些原来被赋予蝴蝶的寓意，都不再具有作为新诗的“新”意了，如废名所说，这首诗中“仿佛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5]26。作者没被典故诱惑，而是对所见之物进行直观性命名：只写了眼前所见的两只不知何来何往的蝴蝶。② 质言之，与现代汉语新诗歌要重“写”的一切物一样，蝴蝶在白话汉语中只剩下自己，一个等待新的隐喻归所的自己。某种意义上，蝴蝶的无所依凭的“可怜”和“孤单”，象征了白话汉语创建属于自己的诗意的一个开端，也象征了彼时中国“现实”的孤单——一个缺乏可以栖身的意义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了某种诗意的“空白”感。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