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族存亡的时代巨变中，汇聚于延安的女作家构成了一个显在的创作群体。她们曾活跃在延安文艺生活的众多领域，以极大的真诚和热情，体验和感悟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与变革，书写战争背景下的时代风云，讲述着革命岁月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个作家群特殊的文化身份及其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她们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亲历者与记录者，她们的创作给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心灵档案。但多年来她们的创作总是难以从学术层面得到客观公正的研究与评价，其精神结构中潜存的种种价值也得不到相应的阐释与揭示。①倘若沿袭新时期以来业已成形的学术思路，大多研究会认定延安女作家的创作无非是以文学的方式演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作品无非是僵硬的形象化了的“政治说教”，进而对她们进行一番批驳甚至嘲讽，这于事无补。本文试图真正进入历史语境，切实感受她们的情感变迁，把握其心灵轨迹，考察其叙事的原动力，在前后比照中揭示“延安经历”对她们创作的巨大影响，进而从文学史的视野对其女性话语探索作出价值重估。 一、在中国西北角相遇：延安女作家群的形成 北平、上海等大都市是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镇，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迫近，历史选择了延安作为中国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更深刻的文学革命的策源地和新的文化中心。有人指出，“客观上，迟早要出现一个延安或类似于延安的地方。这样一个地方，是进入‘西方’问题系后、秉承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意识形态的对立关系的中国所必然产生的”。②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政治、军事组织，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巨大打压，但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局势蕴藏了许多有利于其生存的因素，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刻，延安成为中共领导的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41年“皖南事变”这几年中，文化人涌向延安的景象可谓蔚为壮观，“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那时的国民党对这一情况并未引起注意，所以对边区也没有产生什么阻碍，象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③这其中就有不少女作家，她们来延安的时间不同，在延安停留的时间也不一样，但却很快形成了一个群体。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延安女作家群”，指在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进驻陕北，到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这个时间段为主，一直到1950年代初期这个时段中有过延安经历(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经历尤为重要)的女作家。其来源有三：一是从国统区或沦陷区奔赴延安的女作家，如丁玲、草明、白朗等，她们是延安女作家群的主要构成；二是鲁艺培养的女作家，如莫耶；三是从江西苏区经长征到达延安的女作家，如李伯钊，相对来说，有这样经历的人数量最少。在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作家中，第一类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这是因为她们的文学活动更为复杂，多种文学观念的冲撞与摩擦所形成的张力，在她们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她们在延安时期的文学活动更具研究价值。此外，还有到延安访问过的外国女作家或女记者，如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因为她们关于延安的文学活动多限于“旁观者”的新闻报道，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延安女作家群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如果说，“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思潮促使女性走出家庭，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是延安女作家群形成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由于日寇入侵而引发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对于抗日的不同态度，以及对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政策，则是形成延安女作家群直接的现实动因。 丁玲和陈学昭是在“五四”文学革命落潮时闯入文坛的。茅盾曾这样描述丁玲的出场给文坛带来的冲击，“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④茅盾及时地指出了丁玲创作与谢冰心创作的不同内质，即奋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姿态。如果说“启蒙”话语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话；那么，丁玲和陈学昭则以“女性的觉醒”延续和深化了这种创作旨向。无论是丁玲的短篇《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还是陈学昭的散文集《倦旅》、《寸草心》、《烟霞伴侣》，都是女性觉醒的投射。这种“女性的觉醒”，以“女性身份”和“女性自我世界”的确认与抒写为主要特征，重在对女性心理诉求和主体精神的发掘。 1930年代，民族战争一触即发，激发了许多女作家的爱国热情，她们纷纷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丁玲在“九一八”事变同年即与夏丏尊、周建人等文化界同仁发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一·二八”事变后，又同鲁迅、茅盾等40多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法西斯行为；⑤白朗于1932年参加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活动，之后又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⑥莫耶于1936年11月回到家乡创办抗日妇女识字班，后又与戏剧家左明组织“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并在《西京日报》上发表了抗日救亡剧《学者》；⑦颜一烟在抗战爆发后，从日本回国，即当选为“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理事，不久又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⑧陈学昭、草明、韦君宜、曾克、崔璇、袁静、李纳等都以不同方式为抗战呐喊助威。 对于这些满怀激情和理想的知识女性来讲，民族的忧患促使她们奔赴延安，国共两党不同的文化政策亦是影响她们抉择的重要原因。其时，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更加严厉，进步刊物屡被封禁，作家身心横遭迫害，许多女作家因不满国民党的暴力统治，遭到特务的监视和追捕。丁玲曾被秘密绑架，长期监禁南京；⑨陈学昭因早年发表过一些进步文章，与许多“左翼”人士有来往，回国后即受到特务的跟踪与监视，作品难以发表；⑩颜一烟因在《破晓》副刊发表《夜》而触犯当局，亦被特务追踪，逃往日本。(11)这一切都使得知识女性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厌恶与抗争情绪。而与国民党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吸纳态度。“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2)毛泽东发出号召，“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13)而“争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党组织及一些进步的社会团体、社会媒介与知名人士，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14)延安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当的待遇，经过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报道，(15)也对知识女性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中，延安女作家群才迅速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