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时代的开始，于是白话文学的新纪元得以确立。长期以来，对于五四运动、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汗牛充栋。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运动史、报刊史、思想史、文学史以及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切入，而少有从文章尤其是文章观念角度进行的审视。即使有个别论述涉及文章问题，也多是从语言工具和文学体式出发，其研究也往往是静态和较为简略的，很难深入到变动着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白话文章的历史逻辑和观念运演中去，这就带来了从文章观念角度研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空乏和表面化。白话文主要是指用白话写成的文章，它与白话和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中国文章变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文章的变迁，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象‘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却是空前的大举”。①当然，白话文观念在白话文运动中经历了从倡导到质疑再到反思的历史过程，从提出以白话代文言到文学的国语化，从区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到探索欧化的限度和文白融合的可能，有着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观念到创作的不断深化的复杂过程。白话文运动作为推动汉语书面语发生最大变化的一场语言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观念，而且建构了白话文章观念，很有必要对之进行认真研究。 一、文章即说话：白话文观念的确立 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在继晚清之后再次启动了白话文运动的按钮。后来，他将文学“八事”修改为以“说话”为中心的四条主张，也就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和“是什么时代，说什么时代的话”。②在“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一条里，还特别注明是“八事”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用典”，“务去滥调套语”，“不讲对仗”和“须讲究文法”等“五事”的变相。这样，“有话说”和“怎么说”就成了文学“八事”和“四条”主张的关键内容，也是白话文观念最为简洁的表述。周作人曾对五四白话文和晚清白话文作过比较，认为五四白话文的特点在于“话怎样说便怎样写”，晚清白话文则是“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③这也等于认同了胡适的主张。胡适自己也曾使用“活的文学”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理论。④他所说的“活的文学”主要是指“活的语言”，表现为语言的“鲜活”、“灵活”和“生活”等特征。实际上，最能体现语言之“活”的应该就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了。但胡适对这句话也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他只是强调了“说话”的“话”和白话文之“白”的价值。他理解白话文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清楚、明白的“白”，是“黑白”的“白”，“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⑤这样的“白话”显然带有生活化、口语化和明晰化的语言特点，但却不具备白话文的文章特性。白话文之所以成为文章，关键还在于“怎么写”。 怎么说和怎么写关系到文章的形式和技法，陈独秀提出的文学“三大主义”，就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陈腐的铺张的”和“迂晦的艰涩的”文言文形式为目标。胡适则忙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寻找历史依据，为“以白话代文言”确立历史合法性。至于如何实现从“说话”到“文章”的写作，则由傅斯年作了回答。他把“说话”看作是白话文的“凭藉”，是白话文“语言的质素”。它所具有的“快利清白”、“自然的简截的活泼的”等特点，可以成为“制作白话文的利器”。因此，他提出应“留心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⑥但是，“说话”只是白话文的原材料，从“说话”到“文章”，还需要“直用西洋词法”，写作“欧化的白话文”。⑦从胡适倡导“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到傅斯年主张“留心说话”，“说话”被当作白话文理论的基点，后来的叶圣陶也承续了这样的思路，认为“语体文的最高境界就是文章同说话一样”。⑧由此，“文章即说话”也就成了白话文倡导者最先提出的文章观念。 但是，文章之“话”并不完全是口语所说的“话”。刘半农就说：“天下决没有照着口里所说，逐字写下，一些不加剪裁与修正，就能成得一篇文章的道理”。⑨写文章是要对“说话”作加工的。鲁迅的感受也比较真切，他认为：“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⑩说话更多的是为了表达方便、自然和顺畅，文章却要受“时间”和“纸张”等物质条件的限制，为了达到“简洁”和“明了”，自然就有“做”的程序和章法，当然，“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11)周作人多次发出“作文难”的感叹：“做文章到底是苦事”，既要有“想说的话”，还要想到“话”该“怎么说”。(12)他关心的“话”该怎么说考虑的就是文章的作法，他还从语言的使用和接受角度区分了“口语”和“文章语”的不同，认为：“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它虽以口语为基础，但“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更“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一般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13) 这实际上说到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谁”用语言，为“谁”而用语言的问题。由此，周作人区分出“普通说话用”和“写文章用”两种语体，对应“普通人”和“相当教养的人”这两种不同的接受者。20世纪西方哲学曾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重建了语言与人的关系，把语言作为存在论看待。语言是人的生存方式，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14)周作人并不具有存在论的语言观，他立论的依据主要是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语言只被视为交流的工具，但他却提出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隐含着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语言方式这一判断。这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说法。与周作人不同，胡适的文章观念有自己的出发点，他曾不无自豪地提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的成绩，就是对语言主体的消解或者说整合。他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15)作为老百姓的“他们”可用白话，出身士大夫的“我们”则用文言作诗作文。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差别，都用白话说话或作文。这的确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之一，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思想运动采用的一种方式，即通过话语革命来变革和统一思想。但通过改变语言的方式去整合和改造社会，也容易导致语言和主体的双重迷失。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语言世界，语言的改变会引起生活、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语言的重建也会使思想和思维发生重组。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文章即说话，把说话作为文章写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有整合“我们”与“他们”语言差异的愿望和意图。钱玄同说过：“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16)“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就体现了“文章人人会做”的理想，目的是为了打通“说”、“写”、“读”之间的阻隔，解构传统文章义法及其至尊地位，也有助于新思潮的传播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