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灵学破鬼相：新文化倡导中的一场硬仗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7－0134－06

      一、批灵学的缘起

      1919年末至1920年初北京大学新潮社陆续推出的“新潮丛书”，是新文化倡导运动带有总结性质的大事。从有限的资料可见，该丛书的选定、编辑和出版，是新潮社一手操作的。①丛书广告最早见于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潮》2卷3号，所列书五种，其中“现已出版”的“第二种《迷信与心理》”，尤其值得关注。该书作者陈大齐最早见于《新青年》上的文章，是4卷5号的《辟“灵学”》，后有《心灵现象论》，是他1918年在北京大学蔡元培担任会长的“学术讲演会”上的讲演录，继之又有《现代心理学》的演讲。②北大学生徐彦之在《新潮》2卷2号“书报评论”栏撰写《心灵现象论》一文，介绍说：“《心灵现象论》这本书就是专为破除迷信鬼神之说，提倡科学精神的书。真可以说是为社会痛下贬，大家不要觉得是本小册子，而忽略了它。”该文还对作者有如下建议：“《辟“灵学”》一篇在《新青年》杂志里，没单行本子。《心灵现象论》和《现代心理学》都是学务局印行，听说他们印的不多，销的区域也很小。大家要买，可能有买不到的痛苦。所以我很希望陈先生把这三篇合拢来订在一起，正式的印成一本书，来供大家的需要。”这一想法的落实，为新潮社所为，这就有了被收入“新潮丛书”第二种的《迷信与心理》。“新潮丛书”郑重推出，见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2卷4号，该期扉页《本社特别启事(一)》说：“‘丛书’之筹备，远在一年以前；而第一种《科学方法论》及第二种《迷信与心理》之出版，迄今已六月。其广告除本志外，并登在京沪各报，为国人所共知。”该期“新潮丛书”广告为每一本书都撰写了广告词，《迷信与心理》一书的如下：

      大哲学家笛卡儿主张人类要有明白分明的思想，非先把思想上的尘垢打扫清楚不可。中国思想上积得最厚的尘垢，莫过于迷信了。大家要有明白分明的思想吗？要把中国种种迷信，得着心理学上的解答吗？这本书正等诸君！

      认识《迷信与心理》，首先需要走出一个历史误点：后来进入文学史叙述的，是《新青年》的批孔和倡导文学革命，为人熟知的还有“双簧戏”、“贞操问题”讨论、“林琴南事件”等。其实，1918年批灵学破鬼相，同样是《新青年》经历的一场硬仗，况且论战中的灵学问题本身，也难说可以盖棺论定。

      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后，上海俞复主持的灵学会成立，1918年1月《灵学丛志》出刊；如鲁迅的《随感录三十三》(《新青年》5卷4号)直指俞复的“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列举“大埠以至僻地”泛滥的种种“鬼神为道德根本”之说，说这“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③此言并不为过，即使在新文化倡导中心的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的蒋维乔也被蔡元培请来讲丹田养生须静坐之说，为此而有蔡元培在北大发起成立的“静坐会”和他担任名誉会长的“技击会”。如此状况，一时成为年轻时经历过义和团及“教案”，对“拳匪”思想之患感受颇深的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在“S会馆”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这就有了《新青年》4卷4号钱的那封《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著名的“通信”，提出：“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1]这很快成为《新青年》同仁的共识，4卷5号几乎成为批灵学的专号，重头文章就可以举出如下几篇。

      其一就是该期首篇，陈大齐上万字的《辟“灵学”》，文章针对灵学会及《灵学丛志》，指出此可谓“处二十世纪科学昌明之世界，而犹欲以初民社会极不合理之思想愚人”的“荒谬”：

      据该志所载，所设之乩坛曰盛德坛，由孟轲主坛，庄周、墨翟二人为之辅，下置“四秉十六司”，此种说话已属滑稽之极，而某日“圣贤仙佛”临坛时，各有题诗，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讲音韵，能知Esperanto(世界语)之发音，此真荒谬，离奇之尤者也。

      其二是该期陈独秀700多字的《有鬼论质疑》，说“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从“科学”唯物论出发否定“物灵二元说”，向“有鬼论者”问难八条。[2]其三，是该期《随感录》两篇，为钱玄同、刘半农的同题文章《斥灵学丛志》，钱的文章把灵学与丹田之说统归于“‘拳匪’余孽”，斥之为“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的道教，用陈独秀批孔之言“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作结。[3]其四，在该期《通信》栏中，陈独秀的《答汤尔和》，把丹田养生之说视为“国民根本之大患，较之军阀跋扈犹厉万倍”，说学生“亦尊而信之，诚学界之大辱”，有赖于“欧西科学所证明之常识”矫之。[4]

      一时间，“鬼道之说”成为《新青年》连续几期的主攻目标。前此批孔之大纛陈独秀，在5卷1号撰文说：“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5]继之，鲁迅发表《我之节烈观》(《新青年》5卷2号)，说：“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6]周作人以“鲁迅”之名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七》(《新青年》5卷5号)，对“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的批评，[7]就包括北大技击会，批驳浸透着“拳匪”留下的“阴冷记忆”：这引来“粤人陈铁生”以蔡元培“拳术必不可废”之言对鲁迅厉声问罪，[8]鲁迅回答说：这“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的技击术，非个人嗜好，乃“多带着‘鬼道’精神”的社会现象，蔡先生“现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实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为不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