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29日，唐弢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文章，并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当代事，不成史”的认同呼应。由此，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和批评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当代文学是否能够成史的讨论。虽然这场讨论并没有阻止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当代文学史已近百部。但是，今天我们冷静地思考或分析唐弢先生当年的意见，无论我们同意与否，还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当代文学是否可以写史，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从它诞生不久即已开始。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后一节，是“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可视为最早的以“史”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尝试。20年代末期始，少数高校已开设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和讲座。陈子展、周作人、朱自清、李何林等都讲授过现代文学的课程，并出版过文学史著作，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李何林的《近20年来中国文艺思潮论》等。因此，现代文学的早期研究，有很强的“当代性”，其过程性使现代文学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比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初版于1932年，新文学刚刚诞生十余年，他也仅仅用十三页的篇幅述及了“文学革命运动”，而重在表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源流”关系，对新文学本身叙述的简略可想而知。但是，这毕竟是用文学史的角度，对那个仍在发生发展的新文学做了梳理和构建。 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是1951年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出版。虽然现代文学的历史被认为已经“过去”，但于王瑶写作的年代来说，它仍然是切近的文学历史，并没有为作者提供充分的考察距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王瑶先生写的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史”。这不止是克罗齐意义上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是，王瑶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年代，共和国刚刚诞生两年。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作为重要的社会历史划分的标识外，从时间的角度说，两年的距离不可能为王瑶先生提供更为客观的写作条件。但王瑶先生仍以他史家的训练和学识，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学科化、系统化整合。在王瑶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同时，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了“中国新文学史”的讲授内容：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王瑶先生称：“这也正是著者编著教材时的依据和方向。”①但是这一“依据和方向”是一个难以期许的预设。这不只是说“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的规定过于简略，其边界难以明确，而且更在于不断政治化的要求决定了文学史不可能完全符合这一尺度。这一状况在1952年8月30日下午《文艺报》组织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上得到了反映。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文学史的权威研究者和文学界知名人士。②《文艺报》在发表座谈会记录时发了“编者按”： 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文艺工作者与文艺教育工作者当前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作得是十分不够的。这里发表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对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的立场、观点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对研究新文学史的方法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和批评虽然还是初步的，但这种认真、严肃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切实的讨论，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座谈会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出的“立场、观点”上的错误，提出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激烈批评。在这些批评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社团和作家，一律等量齐观，不加区别”，“把胡适、周作人、谢冰心、李金发等和郭沫若、蒋光慈平列起来加以评述”；对“在文艺运动上起过反动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问题)如徐志摩、沈从文等等的作品，往往是以赞美为主；就是对于政治上显然是反革命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等也有不少赞扬之词”。这些批评所提出的“立场”、“方法”、“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问题”，主要是对被述作家的选择和评价问题。因此，王瑶在《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要》(实际是检讨)一文中也坦白承认：“这门课的内容很难办。”这个问题在50—70年代一直没有解决。 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这本文学史建构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写作框架。在文学运动部分，用革命运动统摄文艺运动和现象；在作家作品部分，简单地使用了阶级划分的方法。三十年来的文学史，被概括为从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在具体判断上，他强调“首先应划分是人民的和反人民的界限”。在这样的视野里，胡适、陈西滢、梁实秋、“新月派”等，都被划到了反人民的一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是“反动没落的文学派别，在政治上是反人民的，在艺术上则是反现实主义的，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它们是一股逆流”。这本文学史还开了在文学史上批判沈从文、徐志摩等作家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