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3)03－0001－08 一、大文学观与“以易释文” 要研究文学史，首先要搞清楚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存在如何？文学的历史存在，是以无序隐含着有序，以芜杂隐藏着潜流，维度多端，色彩斑斓，众声喧哗，一切都处在纷繁复杂的动态之中。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览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示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这似乎是文学研究者的常识，然而，有些迷惑往往就出在“常识不常”上。 为了破解迷惑，不妨回到中国元典，尝试一下“以易释文”，从《周易》思想接近文学。《周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文学存在的本质性特征，就是杂，五色相杂，纹彩焕然，不杂就不叫文学。我们因而不能用一个单纯的术语来裁剪文学、肢解文学，而要以各得其宜的多维思想方法，直指文学之本原。研究鲁迅有契合鲁迅的思想方法，研究老舍有契合老舍的思想方法，研究张爱玲有契合张爱玲的思想方法，研究莫言有契合莫言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的单一化，叫做“文化贫血”。 同时，文学的复杂存在，是处在动态中的，新中藏旧，旧中含新，瞬间牵连着永恒，永恒离不开瞬间。《周易》革卦有一条“象”辞：“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豹子皮色鲜丽，一经变化，就文采蔚然。《说文解字》引古《周易》异文，这句话是“君子豹变，其文斐也”，也就是文采斐然。豹子在古人的眼中，是非常美的，屈原《九歌·山鬼》说：“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山鬼披着香草藤萝，骑着红毛黑花的豹子，跟着有花纹的野猫，眼睛顾盼生姿，这就是美，这才叫文学。这个鬼精灵带着野性，沐浴着自然清风，含情脉脉，魅力独具，显得色彩斑斓。而且“豹变”，强调变。因此对文学的考察，应如《周易·系辞上》所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不同性质意义的事象数理，交错综合，能把如此错综复杂的变化贯通起来，也就可以得到天下文章、古今文学了。也就是说，《周易》关注的是天下之文的多样性、过程性，以及其间存在的神秘性。 为何想到要“以易释文”呢？因为《周易》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命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之彖辞的这个说法，是人文或者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表述。“人文化成”一语，从原始经典上，就把“文化”当作动词来对待，就把文化视为一个过程。站在文化过程的这头，来考察文化过程的那头，应该秉持历史的理性，进行高屋建瓴的大时段、大视野审视，才不会被一时涌动的波涛、偶尔浮泛的泡沫迷失了眼神。我常常有一种感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时段不够长，视野不够大。比如，分析“五四”，它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伟大的起点，而不是全面现代化的整个过程。那么是以“五四”的标准为标准，以蔡、陈、胡、鲁等当事人面对当时文化命题而采取的标准为标准，还是以中华文明的标准，人类文明的标准，拉开一段心理距离来进行考察和反思呢？百年的文学纵览，是否要融入百年文明发展的教训及新开发的智慧呢？如此一想，就使我对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采用的种种概念和得出的种种判断，难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迷惑，出现不少需要请教的地方。 在全面搜集和梳理现代文学的文献之后，退出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来观察和反思现代文学，我总感觉，有些研究者用种种概念、判断，将现代文学原本存在的丰富维度、复杂状态，作了大幅度的、往往是伤筋动骨的删除、遮蔽，甚至难免有时自充媒人，乱点鸳鸯谱了。这样我们又何从获得中华民族精神史在这个千古未见的转型期的完整图景和复杂过程呢？这一点并非不要紧，因为它涉及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化状态、精神构成的总体认识。当然最近三十年，这种总体认识在不断丰富和深化，但是进两步、退一步，徘徊犹豫，也存在着对丰富和深化的抗拒。“抗拒丰富的深化”，是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保守地盘的一种心理情结，不敢贸然判断。不过，不少人似乎并没有从百年文明的高度，掌握“物相杂，故曰文”的本义，并没有采取“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的学术姿态。 这就要求我们回到“文学”，回到“现代”，回到“中国”——回到文学的多样性，回到现代的间杂性，回到中国的完整性。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充满着痛苦、艰难和坚持，充满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神经震颤和古今间杂融汇。这就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处境。文学是需要面对世界，敞开开放的心灵的，文学研究也是如此，这是不须怀疑的。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它作为数千年文学牵连着数千年文化、文明的现代转型，充满着各种纠结、挣扎、突围和重造，并不是说哪位文化英雄振臂一呼，就会干干净净地在一片旷野上，平地拔起一片西洋风格的文学大厦群。文学借鉴不是机械化的搬运和组装，在不断借鉴着的文学本身，依然是一种生命化的体验和创造过程。“文化”这个动词，动在文学的心灵之中。豹变豹变，是发生在原来那头豹子身上的变化，离不开它本是中国豹子，而不是美洲豹。我们依然是黑眼黄肤，变成金发女郎的梦只能发生在美容馆，无法发生在娘胎里。中国人是穿上西装了，而且也可以搞点“花生秀”(fashion show)了，但中国人摆脱不了自己的文化基因，必须以自己的文化基因作为出发点开始变革，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结构发生变迁时的宿命。 二、“现代性”观念与通俗小说、文言诗词的尴尬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百年文学，我们难道只需搬用一些自己半懂不懂、并未将之消化的外来术语，对三四代学者过滤和阐释过的一些老材料另立新见；而无需自己独立地搜集和清理别的层面、别的维度的久被尘封的材料，追究其被尘封的“视角缺陷”，以现代意识加以比较与会通，从而创生学术话语，就可以对之解释得透、解释得到位吗？外来术语可以启发研究的思路，但外来术语与中国文学的实际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这个距离才是我们原创的空间。对存在着距离的物事，只作“零距离”处理，得出的结论哪怕耸人听闻，也只能算是生搬硬套，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应该认识到，距离所在，就是意义所在。我们首先要在发现距离、解释距离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