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3-0117-05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陈映真文学身份和成就的参差论述，都承认其作为台湾左翼文学中“传统左翼思潮”的代表地位，甚至有取代前辈赖和而为“台湾的鲁迅”的象征角色。不仅如此，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还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和现实功利维度的“左翼”意味。这个自称为“基本上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如今被赞誉为“台湾三十年来的作家之中最配得上‘知识分子’称号的人”[1](P219)、“当代台湾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2](P163)，其文学写作的历史转折与左翼意味，令人深长思之。 一、陈映真的文学左翼进程 1937年生于基督教牧师家庭的陈映真，1958年遭逢“家道遂尔中落”[3]，成长于“政治上极端苛严、思想上极端僵直、知识上极端封闭的六十年代”[4]。1959年发表短篇小说《面摊》引起文坛瞩目，并且逐渐走上了文学写作的“感伤主义”[3]之旅。1966年其“风格有了突兀的改变”——“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3](P513)，这是陈映真“正值作者思想向‘左翼’突变”[3](前言P8)的时期，算是其文学左翼写作的开端。 1968年他因组织“民主台湾联盟”被捕并入了政治犯监狱。后因特赦提前三年出狱。出狱后的陈映真对台湾左翼运动与思想史有着更丰富的理解，但社会已今非昔比。置身于台湾社会变革的跌宕激流中，痛心于台湾历史一再被扭曲，陈映真开始转而致力于对岛内分离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逆流等进行不屈的战斗。政治环境和文学氛围的两相激发，使陈映真的文学写作成为贯注着政治经济批判理念的左翼写作。1975年，陈映真以一篇承前启后式的自我剖析论文《试论陈映真》，以略带行为艺术的姿态，掀开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左翼转型之路。他扬弃了“基本上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的自我定位，成为多维视野下台湾“文坛斗士”[5]、乡土作家、左翼作家。1985年，为了唤起民众对社会边缘与底层的关注，陈映真等创办《人间》杂志，致力于“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6](P164)，以报导文学的方式实践着左翼写作理想。 1988年陈映真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以实质性政治角色参与作为其“左翼之路”的再出发。因此，从1987年的《赵南栋》到1999年的《归乡》，尽管陈映真的文学创作曾一度停笔长达十二年之久，但文学的政治写作热情一直绵延其间。这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又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作品就是一种行动。”[7](P76)作为台湾统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缠绕于左翼作家和政治理念之间的陈映真，二十几年来不时在大陆和台湾、在文学界与政治圈中转入或淡出，成为台湾左翼文学文化人物的一面思想、政治与文学的旗帜。 二、陈映真文学左翼的转折逻辑 陈映真文学的左翼进程，存在着诸多不同渠道的思想资源：不仅有众人耳熟能详的五四新文学整体思潮传统的承续，也有基督教的宗教激情和责任感刺激产生的精神坚忍；既有来自文学写作伦理探索的动力，也有源于现实社会人生改造的革命道义担当；不但有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思潮的乡土民族立场的反拨，也有对抗现实政治生态恶化的统筹运作。然而在这种情势下，论者不是把陈映真文学左翼完全政治化，就是片面将其文学化。事实上，陈映真不同阶段的文学左翼逻辑各各不同，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也同中有异。这才是他这个有着较为执着的政治理念、社会蓝图构想的“差异性”作家的独特文学品格。 概而言之，陈映真文学左翼的思路逻辑，是从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承续，进而自觉向往“鲁迅左翼”的思想追求，最后在特定政治情势和历史地理叙述的葛藤中，走向文化政治和泛政治写作的再度左翼。 1.承续五四新文学传统 陈映真曾阅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他谈及对鲁迅《呐喊》的阅读时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8](P11-12)不管出于何种角度解读这段回忆，陈映真深受“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是确实的。五四文学对弱小者发声的道义、对黑暗势力的鞭挞、对社会不公的悲愤抑郁、对社会变革的探求热情、对彷徨不前的燥热与烦闷都在陈映真早期小说中有所体现，如《面摊》《乡村教师》。乃至1967年发表的《唐倩的喜剧》仍不乏五四新文学探索者对社会发出的冷嘲热讽与愤激沉思。 五四新文学时期借助宗教热情展开新社会思索的路径，同样呈现在陈映真的文学写作中。如黑格尔所说：“宗教不仅是历史性的或者理性化的知识，而更是一种令我们感兴趣并深深影响我们的情感和决定我们意志的东西。”[9](P109)在陈映真早期创作中，源于家庭背景和童年成长经验而来的基督教意识一直弥漫其间，甚而成为作品人物命运、故事氛围的基本元素，特出者如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 其实，不仅仅是思想情绪和题材影响，就连陈映真早期的文体探索也和五四新文学探求者异曲同工，如《面摊》的场景片断连缀呈现，《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体写作，都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写作者常见的文体实验形态。 在风行现代主义文风的60年代的台湾，陈映真作品闪耀出浓厚的个人主义迷梦光泽，呈现出“悒郁、感伤、虚无而苦闷”[3](P513)的五四知识分子风貌。与此同时，虚幻的新社会想象及对现代中国飘渺的想象，也使陈映真的现代主义有了明确的政治情怀寄寓。这种夹杂现代主义思索的个人主义感伤，也使其早期文学写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接上了脉络。那因“有特殊的台湾问题在”[10]而与时俱来的家国政治情怀，则为他再次与大陆“三十年代的左翼”的合辙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