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学作品获得的至高荣耀莫过于被文学史所铭记，从而得以在源远流长的文学史发展中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关注。许多审美性强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被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的不断诠释和丰富中，最终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然而一些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并不是因其“文学性”使然，而是由于它是文学史不可绕过的一个关键点，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潮等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关系，被历史所记忆。一般说来，能够进入文学史的文学作品，要不就是可以彪炳于文学史史册、可以被后人所追摹文学经典；要不就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历史发展的链条，无法被绕开的文学作品。从这样的基点上，我们审视刘心武1977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便可以发现，《班主任》之所以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历史化”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文学史编纂中，几乎没有一本文学史能够绕开《班主任》，这些文学史一致认为《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本文拟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史的梳理，以《班主任》为例，探讨文学史书写中的“历史化”的问题。 一 首次将《班主任》纳入文学史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两部文学史著作，一部是1980年由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组郭志刚等人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文称“郭本”)，另一部是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编写组编纂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下文称“社本”)。 《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11月的《人民文学》，在1980年，也就是该作品发表仅三年之后，便进入了文学史编纂者的视野之中，成为其文学史的书写对象。在郭本文学史中，编纂者饱含着积极高昂的政治热情以“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为题，呈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春天”的文学创作状貌。郭本文学史对《班主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予以了特别凸显，并从其出版后的政治环境、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等方面都予以详尽的解读，对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 首先，“郭本”文学史给予《班主任》明确的定位，指出《班主任》的出现“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有特殊意义的”①。在思想解放大潮席卷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是非需要澄清，拨乱反正工作在艰难中推进，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正在不断推进，这样的一种社会思潮在文学史编纂中获得了较好的回应。在郭本文学史书写中，编纂者将揭露“四人帮”吃人罪恶的作品加以特别凸显。作为编写者的郭志刚等人无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伤害以及压迫，无不体悟到“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政策给文学带来的十年荒芜与浩劫。所以，当《班主任》这样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文学作品一出现，他们对其产生共鸣并不吝溢美之词，恰是那代文学史书写者内在情感解放所产生的外在的表现形态，以至于他们在谈到《班主任》时，禁不住内在激情的涌动，用更具主观情感的言语对其进行深度阐释：“《班主任》的出现之所以使人震动，就是因为它敢于正视现实，通过一个人民教师的深邃目光，反映出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林彪、‘四人帮’带给我们国家的祸害，决不仅限于使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思想毒素给整个社会和人们精神世界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特别是使新的一代遭受到严重的内伤。作品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烈呼唤，正道出了千百万关心祖国命运的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所以它产生的社会效果，远远超出了教育战线。”②显然，编纂者在这里强调的是《班主任》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说，《班主任》被纳入文学史中是因其题材和主题迎合了当时的社会语境，其社会政治功利性价值得到了认可，其中暴露现实、揭露现实的政治文化意义获得了特别地凸显。 其次，“郭本”文学史对《班主任》的艺术价值也予以肯定。郭志刚等编纂者认为《班主任》是在“文化大革命”后能够代表现实主义回归的优秀文学作品，它从人物设置、题材、主题思想等方面延续了社会主义文学风格。对《班主任》中的四位主要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宋宝琦的蒙昧无知、愚昧麻木和谢慧敏的愚忠都是“四人帮”毒害的结果；张老师是本篇小说的线索性的人物，并且许多议论性的言论都是借张老师之口抒发，最后终于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历史回音；同时指出了石红这一形象概念化的痕迹。值得指出的是，其在分析谢慧敏这一形象时，指出了这一形象设置的突破性意义，认为刘心武将谢慧敏这样忠于国家、忠于上层意识形态的“革命青年”定义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愚忠”的典型、受“四人帮”毒害的青年代表，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突破意义，同时也是《班主任》得以备受瞩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班主任》在“伤痕文学”中的“正典”地位得以确立，是在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共同编著出版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完成的。这部文学史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新时期文学史’，尽管只写了六年，但确定了认识这一文学阶段的基本观念和思路”③。由此说来，“社编”具有一定的实时性和奠基色彩。在这部文学史中，编纂者以现实主义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回归为基点，论述了《班主任》在现实主义创作上的努力，指出它的现实主义题材、主题和人物选择都是为了凸显“文化大革命”时期专制主义对青年灵魂的戕害，认为刘心武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较早触及这一历史题材，主动揭示现实、暴露现实。从这一点出发，“社本”的文学史编纂者无疑认识到了《班主任》揭露现实、控诉“四人帮”吃人罪恶的历史价值，从而将它在文学史中予以凸显。在“文化大革命”解冻之后，《班主任》等一批短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回归，文学史编纂者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伤痕文学”敢于写真实、暴露现实社会的特点得到凸显，借《班主任》之口喊出了压抑在人们心中多年的心声，正是由于它揭示了“四人帮”残害人民的罪恶主题而备受关注。尽管在这部文学史中提到《班主任》的局限性，但是编纂者对《班主任》的评价依然较高：“尽管《班主任》并非无瑕可指，但就其基本思想和艺术倾向来看，它确实不失为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我国新时期文学中得到恢复和发扬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④但“社本”并不认为《班主任》的成功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生活”⑤，而认为《班主任》被纳入文学史是因为其艺术上的瑕疵难以掩盖其思想意义和意识形态价值上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