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要求“各宣传单位要运用各种形式，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和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大造革命舆论”①。当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便积极响应、筹备组稿，计划请作家写一篇反映科学领域先进人物的报告文学。几天后，封笔近十年的老作家徐迟从武汉被借调进京，风尘仆仆地住进中科院招待所，开始了对青年数学家陈景润的深入采访。次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一期头条，《人民日报》2月17日全文转载，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紧随其后发起热烈讨论。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正式开幕，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篇“主旋律”的献礼之作，几乎是无可挑剔、甚至有些始料未及地完成了“大造革命舆论”的任务。 然而，据编辑周明的回忆②，徐迟采访之初其实阻力重重，陈景润不仅在“文革”期间曾被定为“白专”典型，坊间还流传着许多说他是“科学怪人”、自私吝啬的段子，如何把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负面人物塑造成新时期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楷模，是徐迟必须解决的首要难题。而要讲好这个“平反故事”，又意味着不能回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对“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的不公待遇作出历史评价，但直到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央才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以至于徐迟一度为如何“政治正确”地描写““文化大革命””的难题，陷入中断写作的焦虑中。如果说徐迟面对的前一个难题还可以勉强纳入“如何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如何突破“文革”写知识分子题材禁区的文学讨论范畴，那么后一个难题则暗示着《哥德巴赫猜想》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它秉承报告文学文体的新闻性要求及时反映国家政策、完成“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社会动员之前，它还必须先官方话语一步“试水”，在艺术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之间小心运作，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提供一套符合新时期需要的反思历史的叙事方案。正是在这一点上，《哥德巴赫猜想》以文学化的方式触动了某个对即将到来的20世纪80年代具有起源性意义的公共议题，而如何理解这种“起源性”，即文学叙事对历史想象作出的特殊回应，也就成为我重读《哥德巴赫猜想》的起点。 一、陈景润的“病” 无论是指精神层面还是指身体层面，《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都是个有“病”的人：“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他有肺病，自幼瘦小体弱。如果对照编辑周明回忆当年陪同徐迟采访时对陈景润的第一印象和陈景润的传记材料，这些表述并没有夸大之处，但可以想象，在《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初，如果要让已经习惯了“文革文学”中“高大全”英雄人物形象的读者，接受这个多少有些病态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让受了十几年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科技战线上的同路人身上重建自信，徐迟就必须在叙事中对陈景润完成一次令人信服的病理学分析。 作为一篇人物特写，徐迟完整记录了陈景润自1933年出生至“文革”结束前的主要经历，叙事主线是陈景润如何不畏艰苦、一步步解开哥德巴赫猜想的过程，但有意思的是，在解放前、“十七年”和“文革”这三个时段中，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陈景润的“病”始终在场。 在第一、二节中，陈景润童年时的病症被徐迟描述为一种自觉“多余”的心理创伤：“他时常被惊慌和迷惘所征服”、“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追究病因，是因为他“过早地察觉到了旧社会那些人吃人的现象”，出生在一个贫困多子的家庭，当他记事时，又恰逢“日本鬼子打进福建省”，村民“被国民党匪军疯狂屠杀”。徐迟显然重复了“十七年”革命文学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事模式。 三、四两节记录陈景润在“十七年”教育制度的福荫下求学厦大的黄金岁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中学任教，但旧社会给他造成的后遗症使他害怕面对课堂，以致积忧成疾，患上了肺结核和急腹症。如果说前一段写“病”是为了反映旧社会的黑暗，那么在这一段中身体上的疾病则成为陈景润牺牲自我、勇攀科学高峰的佐证：“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戴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学和符号。”这样的情节对于熟悉“十七年”文学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某一个人物有了伤病，但是由于战斗或生产的紧张状况，某人隐瞒了伤病状况或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治疗，他或她运用强大的信仰力量抵抗伤病，为战斗为生产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最终立功受奖，成为英雄人物”③。通过借助这一“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来阐释陈景润的病，再将陈景润性格中的神经质归因于旧社会环境制度的伤害和对数学的专注，徐迟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陈景润形象的正面塑造，但耐人寻味的是，《哥德巴赫猜想》的叙述并没有在这里止步。 在第三部分中，除了用第五节简单描写陈景润被“四人帮”迫害的遭遇，徐迟用几乎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重点叙述了“文革”中“抢救陈景润”这一颇有深意的情节：先是李书记给陈景润送光明，为他六平米的小屋装上灯，摆上桌椅，接着周大姐和几个书记又在大年初一给陈景润送苹果，之后毛主席直接批示派专家给他看病、将他送进医院疗养，最后连周总理和华主席也过问他的健康状况，在他住院期间为他安排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席位。 “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