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很少有人将孙犁视为文学批评家，一方面大约由于他的小说成就卓著，另一方面也囿于一般人对功成名就作家晚年从事评论工作的某种“偏见”。但孙犁是“这一个”。他的晚年并非瞩意花鸟草虫，自1978-1995年间，以书信、随笔形式谈论作家作品是孙犁晚年最重要的工作，这几乎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晚年孙犁留下的近百万字作品中，二分之一以上是评述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他鼓励和扶持的那些青年作家如铁凝、贾平凹、莫言等已经进入中国当代最优秀作家行列，这充分证明了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艺术判断力，这是讨论孙犁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前提和基础。 孙犁的批评大约分三部分，一部分是序文。这些序文大约在1982年中止。另一部分评论文字出于与朋友的信件。多数情况下是朋友或文学青年主动写作求教。这些信件都已公开发表，它们或长或短，但皆出于严谨。将朋友间的通信发表在孙犁晚年生活中是普遍现象。朋友间通信是私人行为，但发表在报章则又具公共特征，一些矛盾的东西发生在孙犁生活中。一方面，他性格内向，不主动与人交往；另一方面，他渴望交往，渴望与人谈论文学及小说。公开发表私人通信的行为，成为孙犁晚年生活意味深长的症候：他以一种既私密又公共的方式丰富自己的内心生活，也以这样的方式建构了自己与当时的文学现场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第三部分文字是孙犁对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的有感而发，其中包括多篇关于八十年代现场文学的“读作品札记”，这在他的批评写作中最丰富，也最有光泽。 寻找同道 多年的读书生涯使孙犁建立了完整的阅读谱系，也建构了他完整的阅读趣味。他偏爱现实主义，如他说喜欢唐人小说，因为“他们从简单重复的神奇怪异的小圈子里走出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①。他之所以对《聊斋志异》百看不厌，因为“大如时代社会，天灾人祸；小如花鸟虫鱼，蒲松龄都经过深刻的观察体验，然后纳入他的故事，创作出别开生面、富有生机、饶有风趣的艺术品”②。他喜爱《金瓶梅》，因为这部著作深深关注它所在的时代。“作者深刻写出了，这种暴发户，财产和势派，来之易，去之亦易；来之不义，去之亦无情的种种场面。写得很自然，如水落石出，是历来小说中很少见到的。”③当然，他更看重作品的艺术追求，尤其执着于中国小说白话传统，比如他爱《世说新语》，原因在于它“三言两语，意味无尽”④。在他看来，《红楼梦》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是在丰富的现实生活基础上产生的“完全创新的艺术”。⑤ 当然，在所有作家中，孙犁最为热爱鲁迅，对鲁迅的不间断阅读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到了晚年，他几乎按鲁迅书目购书，以此期待与鲁迅在精神上交汇。晚年的他也会不断提到对鲁迅的景仰，鲁迅的文字和血脉潜藏在这位写作者的身体里，以至于他不断地引用，化用，重述。 把孙犁的阅读和批评对象梳理在一起，会发现他是一位瞩意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写作传统，致力于中国文学民族化道路的批评家。一种与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有关的文学价值判断尺度在孙犁那里稳定生成：优秀作品应是现实主义的，但书写“现实”并不是书写它的表象；作品要反映时代，但不能投时代之机；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有“赤子之心”，一位伟大作家首先得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样的阅读也意味着孙犁已然建立了他作为批评家的个人趣味，他有他的好恶，有时候甚至有“偏见”，比如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复杂性格论”一说；他喜欢契诃夫而不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王彬彬认为他有某种“审美洁癖”⑥，他对作品的语言极为敏感和挑剔；孙犁喜欢清洁的、有节制的美，不喜欢读悲剧性作品，不欣赏具有浓烈色彩的、破坏性的“美”。 这样的美学趣味意味着，孙犁并非宽容的、博爱的、对每一位新作家作品都喜欢评点的“职业批评家”，他有所为有所不为。整体而言，孙犁只评价他心仪的作家作品，对于他不喜欢或并不进入他审美系统的作家作品，他选择沉默，从不主动“点名”批评。孙犁无意做批评领域无往不胜的“战士”、抑或“清道夫”、“警察”，他的批评只为“同道者”而歌，只为“同道者”而写。 孙犁的趣味或评价标准自始至终、一以贯之。因为他以他的趣味/偏见选择言说对象，所以，同为解放区文学代表，他写《谈赵树理》便在情理之中。他认为赵树理小说是“突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⑦赵树理的成功是“时势造英雄”⑧。这与孙犁自我分析何以写出《荷花淀》的缘由相似。他提到赵树理进城之后的变化，“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他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政治斗争的形势，也有变化。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业业，惟恐有什么过失，引来大的灾难。”⑨孙犁评论赵树理，也是在评论他自己。“他们批评赵树理写的多是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评者欲之入地。对赵树理个人来说，升天入地都不可能。”⑩这是同道中人才有的理解。其中沉痛，其中同情别有意义。尽管孙犁认识到赵树理晚年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的热爱近乎偏执，不免令人遗憾，但在他眼里，他依然是优秀的值得尊敬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作家对人民的诚实的心”(11)。 孙犁对早逝的萧红有亲近感，因为这位女作家“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孙犁感念她的“赤子之心”，“她写人物，不论贫富美丑，不落公式，着重写他们的原始态性……不想成为作家，注入全部情感，投入全部力量的处女之作，较为写作而写作，以写作为名利之具，常常具有一种不能同日而语的天然的美质。”(12)孙犁也欣赏汪曾祺八十年代以来的艺术探索，在他看来，《故里三陈》是对传统写法的传承，“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简单，结尾之处，作者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13)汪曾祺写出了他想写而写不出的东西，这让孙犁感叹自己晚年小说“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