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沈从文,1954年 一 搬家、检查 1952年3月7日,沈从文结束了前后四个多月的随土改团在四川内江的工作,回到北京。他从火车站疲惫不堪地拖着行李,来到交道口大头条胡同十一号,站在院门口问,沈从文在不在里面住。①他在内江期间,北京的家已经搬迁,因为原来住的中老胡同三十二号院是北京大学的宿舍,他已经不算北大的人了。一月给老朋友杨振声的信里提到,“闻兆和说,学校催搬住处”②;二月家信里问:“你们可搬了家?搬了好,我们没有权利住下去的。不过地方太僻,和一切隔绝,即和图书馆还隔得那么远,要读书可无可为力。但是,只要你们觉得好,也就成了。”③新的住处是租的民房,离历史博物馆比较远,沈从文上班,一般得天不亮就做饭,六点左右出门,下午六点左右离开单位赶回家里,在外至少十二个小时。 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黄永玉一家寄居在这里,“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④ 一年以后,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分了宿舍,在东堂子胡同。这个与公共厕所为邻的“小得可怜的家”,让熟悉他过去经历的朋友不禁联想到他二十年代刚进北京那个“窄而霉斋”,但沈从文自己似乎感觉还不错,到十月份他还有心情向老友高植细致地报告说:“我已迁入宿舍住。还是三间房子,白天有极好太阳照满房子中,可是我却一天亮不久即离开宿舍,到上灯后才回住处。来时向一个亲戚借了个床铺,前几天取回了,我这几天就稍微发挥了一点创造精神,用五个箱子(三大二小),三个煤油桶(一翻身就光当一声),十多函旧书,一块一尺半宽七尺长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拼凑凑成一个床,对付下来了。到礼拜六时,再和孩子们‘孔融让梨’似的互让,一个上床,两个在地面想办法,打地铺的且多些安定感。生活虽这样,一切还是很好。”但一转念,还是忍不住说:“我这几天躺在铺上,一面常担心有创造性的板床忽然坍下,会惊醒隔壁房的病人,一面且发奇想,什么亲友会借我一个床铺,好每天安心睡个六小时觉,天亮时再起来作事?……我竟想得个结实一点或软和一点的一铺床,也似乎没有办法。” “隔壁房的病人”是妻子张兆和,约在1953年7月患肋膜炎,只能卧床休养,严重时辗转通过关系得以到协和医院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但迟至1955年初仍然未见全好。沈从文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怎么样,心脏病和血压高的影响如影随形。在博物馆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已是上灯时分,“见三姐躺在床上总无转机,我对我自己真有些莫名其妙起来,竟想问问:‘我是谁?我在作什么?’没有什么痛苦,但是竟好像是由于麻木或低能的发展,有越来越糟糕情形。”⑤多少令人安慰的是,张兆和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做编辑,下班后就能回家,不必再像在西郊圆明园一○一中学任教师时那样需要住校了。 东堂子胡同居住的时间较长,一直到“文革”开始后,局面发生变化:三间房不得不让出两间。 再回到1952年。沈从文从四川一返回北京,就被抽调参加文物行业“五反运动”联合检查组,历时一个月左右,“作战”般地检查了八十多家古董铺。工作十分辛苦,“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⑥ 因为去四川而未能参加“三反运动”,所以四月份沈从文去兼课的辅仁大学对学生做了思想检查,算是为运动“补课”。现存一份《“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手稿,应该就是这个时期写的。这份检查简略概括如下——优点:并无任何优点。缺点计七项:一、所学驳杂,大多是文学史、美术史零散知识,不够用;二、脱离群众;三、怕负责任;四、理想空洞,不切实际;五、不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六、在业务学习上贪多务得,不切目前应用,常常把一个文物局长或博物馆长脑子里还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也拿来空想;七、在政治学习上水平不高,认为个人能做一事,比说十事有用具体,但政治水平的标准,常是一个人发言多少而定,所以个人政治水平实在不高。“这些毛病还可以概括成四点:即思想落后,脱离现实,自高自大,懦弱无能。……因懦弱无能,所以一切理想只是空想,无从实现。能用笔,还可以从文字中表现,笔一搁下,什么都说不上了。”⑦ “三反”、“五反”结束后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待社会关系表》,最后一项,也是思想检查,沈从文说到目前:“和新社会的一切也无多联系,只觉得一切十分陌生,十分隔绝。在博物馆工作,就事而言,就只希望手边能够多有些书,多有些对于古器物的知识,便于明天能更好些完成任务,因为明白‘爱祖国文物’及‘接受优秀传统’,都不是空口说的空话,只有能掌握丰富知识,并具体理解问题,明白传统优秀伟大何在的工作者,才能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一切研究都是为了可启发国家新一代的创造心。”⑧ 这一年7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正式开始,沈从文兼课的辅仁大学将并入其他院校,商调他去人民大学任专职教授,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国家工资制度由折实工资转为固定工资也在这一年,如果按照沈从文任北大教授时的工资定级,则高于管业务的馆长,沈从文提出薪资永远不要超过馆中业务领导。此后二十五年,他的职称一直是副研究员。 二 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故事 1952年7月,历史博物馆成立文物收购组,沈从文为四个成员之一;转年1月成立出版组,他也是四个成员之一,主持编选了《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北京荣宝斋新记,套色木刻水印,1955年),两本图录出版时都以单位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