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3-0114-06 所谓原乡，从地理概念上是指一个宗系的本乡，指祖先居住过的地方；精神原乡，指涉的是个体的精神的本原，即指个体的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灵的始源。鲁迅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之一，是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民族根性的批判者和改造者。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与他思想的两个精神原乡——绍兴和东京是密不可分的。 一 鲁迅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1892年祖父卷入科场贿赂案，1896年父亲病故，这些使他过早地感受到社会变故和世态炎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经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家境的破落，让鲁迅面临人生道路的第一次抉择。 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正路是考科举，败落户子弟则是当幕僚(到府署或衙门做事)或经商。鲁迅没有走这两条路。1898年5月1日，18岁的鲁迅顶着进“洋学堂”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压力，带着母亲给他筹措的8元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并由周樟寿改名周树人。江南水师学堂名义上是海军学校，实际上是海运学校。鲁迅进校后不久，便发现这所学校“乌烟瘴气”，毅然决定退学，是年10月投考江南陆军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改学开矿。1902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秀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 在南京的4年，鲁迅阅读了许多介绍西方的书籍，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接触了进化论思想，吸取了不断发展、进步、变革的观点。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的破产、1900年八国联军的暴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等，这些重大事件都引起了鲁迅的关注，他开始自觉地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在1898年11月，鲁迅就曾刻过“文章误我”、“戛剑生”、“戎马书生”三枚图章，表明他爱国报国的志向，然而等到矿路学堂毕业，又“爽然若失”，感觉既不配“做半个水兵”，又掘不出“金银铜铁锡”来，“一无所能”。“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1](P297)，冀以留学所得贡献于祖国。后来，鲁迅在回忆中更用了“渴望”二字：“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2](P315)在家国动荡之中，鲁迅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涯。 二 日本社会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思想文化方面，经过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政策、自由民权运动以及后来的大正民主运动，日本已广泛吸纳和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化。 1902年3月24日，鲁迅由两江总督批准赴日留学。4月，他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学习日语，时年21岁。1902年，正值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高潮起始之年，也是中国酝酿变革的年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让具有独特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的日本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聚集地。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主张；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纷纷创办刊物，宣传反帝反清革命，《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河南》等相继面世。1905年11月26日，章太炎创办了《民报》，提出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并以《民报》为阵地，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围绕“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展开论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不可否认，一衣带水的日本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影响和声援是巨大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也就在这个时候。1902年，甲年海战已过了8年，日本的国力正逐渐强盛，如郁达夫的《沉沦》描述的，“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作为弱国子民，鲁迅也受到种种歧视，他的感受是十分复杂的。当年，留日学生来源复杂，志趣各异，对日本的感情也不尽相同，总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怨恨日本，如周作人笔下所讲，看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把自己的“屈辱”和“受苦”都归咎为不富强的“祖国”；二是藐视日本，“不是说日本全无文化”，就是说日本的文化“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不值得一看”；三是一味欣赏和钦佩日本的风土人情，把“异域”看作是“古昔”，交游议论，吃喝玩乐；四是用“虚心研究”的态度深入观察和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潜心求学，客观看待中日差异。 鲁迅显然是留学生中“潜心求学”的代表，“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2](P558)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的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3](P153)显然，鲁迅对于“最理想的人性”①的思考，始于日本。林嘉骏在《国民性与国民经济》一文中说：“日本人和中国人同为东方人，在理，当因东西文明之根本差异而同与英德等国之西方式的国民性对峙。不过就现代日本而言，其一切精神，吾人与其仍谓之为东方式，何如谓之为西方式或准西方式为愈，以其在在皆由胎息与进步西方文明而成也。”[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