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对果戈理的关注持续了30年。虽然断断续续，但与其遗产的对话一直占据其审美领域的重要部分。20年代就有人看到了他与果戈理趣味的接近性，把幽默与批判精神看成彼此接近的因素①。鲁迅曾坦言受过果戈理的批判意识的影响，也自认有许多地方别于果戈理。幽默与忧郁在文学里看似是相反的因素，但在果戈理那里却奇妙地联系在一起。西方的幽默作家，很多人有过忧郁症的经历，果戈理和自己的母亲谈健康情况时，就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病状。不过作品中却难见这样的形影，夸张、带笑的声音把时空罩住了。这样复杂的情况，引起鲁迅的关注，他对幽默背后的存在并非不懂。就其己身的经历言，苦楚的感受也常常有的。这可能是他喜欢果戈理的原因。他在几十年的阅读俄国人作品的经历中，果戈理复杂性的存在是挥之不去的长影，与他的默默的对话，在其阅读史里有着非同小可的意味，也由此，形成了审美中的重要经验。 鲁迅藏品里关于果戈理的著作颇多，仅日译本就达十余册。如《近代剧全集》(山内封介译，昭和三年东京第一书房版)、《监察官》(米川正夫译，昭和三年东京岩波书店版)、《外套》(伊吹山次郎译，昭和九年东京岩波书店版)、《死魂灵》(远藤丰马译，昭和九年东方文化公论社版)、《旧式地主——附“地妖布衣”》(伊吹山次郎译，昭和九年东京岩波书店版)、《果戈理全集》(平井肇等译，昭和九年东京纳乌卡社版)②。这些是我们进入其世界的重要参照。他所译的《死魂灵》就根据的是德文版。而所译《鼻子》据日文而成。此外还介绍过阿庚的《死魂灵百图》，以及评论作品。他所收集的图书中，讨论俄国作家的文集很多，也有多本书涉猎到对果戈理的评价。对这位俄国作家的了解的途径，都非来自原态，是间接的渠道。许多学者早就指出，深解果戈理者，鲁迅是一个，也是最早的一个③。从鲁迅自己的文章里可以看到，留日时期就注意到了果戈理，他最早谈及果戈理，是《摩罗诗力说》④。那时候他已经读过果戈理的小说，心以为然。俄国的作家颇多，青年以普希金、莱蒙托夫最为诱人，以其诗歌诱人之故。而鲁迅却偏偏倾向于小说，觉得果戈理的张力更大⑤。鲁迅的喜爱俄国文学，固然有写实主义的倾向和批判意识的闪耀，但那里的智性之高，晦涩里的幽默也是吸引他的原因无疑。直到晚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中回忆早期的文学活动，他依然念念不忘对果戈理的感激：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C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⑥ 把果戈理看得如此之高，在他是自然的。我们对照他们之间的审美偏好，似乎存在着一种暗合。比如他们都极为敏感，对事物有种冷意的洞悉力，笔端含着幽婉而肃杀的气息，直逼生活的隐秘。而且不都是爱怜者的悲悯，常常是跳将出来，以俯视的眼光，嘲笑了对象世界。他们都有抒情的笔致，但总是节制着，清醒地看出人性的底色。这在鲁迅的创作中可以感到，他接受了果戈理的意象，且自如地改造了那个东正教世界的音符，完全中国化了。前期的《狂人日记》，后期的《铸剑》，似乎都有果戈理的影子。嘲笑、反讽、自审，但不失灵智力中的美。对鲁迅来说，果戈理是一个不尽的源泉，那流淌的过程，罪与尘垢都被洗刷了，而人的智性，也在此间得到了提升。 真实的果戈理如何，鲁迅所知有限。他尽力收集相关的资料，而所得者，不过简单的片断。在致孟十还的信里，他曾表示要系统译介果戈理的作品，都是内心的真言⑦。他欣赏这位俄国作家的无所顾忌的肆无忌惮的笔触，那些延伸到灵魂里的目光，把一个个暗区照亮了。30年代，他苦译《死魂灵》，引介《死魂灵百图》，都存有一个梦想，希望中国也有这类的佳作。在鲁迅看来，批判的文学，不都是流泪者的歌吟，而是感伤的文体后那睿智的目光。这些，都是中国最少有者。 冯雪峰论述鲁迅和果戈理时，用的是革命的理论，这固然不错。但在言及深层问题时，则语焉不详，被那时候的语境所困，不得深谈⑧。其实鲁迅之于果戈理，是一种精神的连接，那些忧愤之处的爱意暖暖地流着，所谓“含泪的笑”正是⑨。那里是脆弱的人性之光的折射，还有不是上帝的上帝般的神眼的烛照。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黑暗，一方面乃灼人的光泽。正是此点，俄国文学在中国得以呼应，被传神般地汇入知识阶级的语境。不独鲁迅，在张天翼、莫言这样的作家那里，其传统被慢慢地中国化了。 先前人们言及鲁迅翻译《死魂灵》，考虑的是写实精神的强化，这很重要，是进入其世界的重要的通道。但我们瞭望鲁迅的译文世界，能见到常人看不见的修辞的王国。鲁迅其实在果戈理的文本里也意识到了修辞的魔力，那和认识论与审美的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其间也有周作人所说的民间谣俗的因素的作用⑩。这种交织蒸发了焦虑与忧郁引起的悲怆的气息，燃烧在对象世界的冲动慢慢被一种冷静的哲思代替了。这是一种看似夸大的游戏，其实也有奔波之苦。那苦隐含在文字的背后，只是不能轻易被看到罢了。 《死魂灵》的翻译是鲁迅走进果戈理世界的一次自愿的而又异常艰难的选择。在动手翻译此书时，他才感到问题的复杂。俄国日常生活的许多概念，自己都颇为隔膜，而要走进他的世界也是大难的。“德译本很清楚，有趣，但变成中文，而且还省去一点形容词，却仍旧累坠，无聊，连自己也要摇头，不愿再看。”(11)在这种转译里，只能得其意，难以传其神。果戈理的意象被遗漏也是自然的。鲁迅知道这种劳作的折扣，但对中国读者和作家而言，是难得的存在。在他看来，哪怕得其一点意蕴，也是好的。佛经翻译史就有这样的例子，那种译介至少在神韵上，把汉语的表达丰富起来。鲁迅自信，对果戈理的译介，亦有此类价值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