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是一个承载了“新时期”的光荣与梦想的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返八十年代”业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前沿课题。仅就文学界而言，经过世纪之交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热潮之后，“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热潮确有方兴未艾之势。然而，如何“重返八十年代”?摆在我们面前不外乎两种学术路径，这两种路径实际上在“重返十七年”中已操练成熟：一种是以文学文本或者知名作家为中心的“再解读”，把“红色经典再解读”的那套主观型的文学阐释模式直接移用到“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经典”上来；再一种是以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为中心的“知识谱系学”研究，把福柯式的权力话语理论从用来解剖“十七年”或者“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学生产机制，转而用来透视“八十年代”文学生产中的知识／权力形态。显然，第一种路径在“重返八十年代”时会遇到尴尬，因为与“十七年”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单一化和同质性不同，“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实在是过于繁荣，当年的批评家几乎把各种时髦的西方理论已经演绎殆尽，以至于今天再来重读八十年代的所谓经典作家作品，要想重读出一点新意来并不容易，所以对于“重返八十年代”而言，“再解读”的空间确实不大，甚或很小。于是第二种路径就十分盛行了，这在程光炜编的《重返八十年代》一书中我们能看得很分明，举凡“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知识谱系”、“话语转型”、“阅读史”、“文学生产”、“政治博弈”这些关键词，无不显露出第二种重返路径的身影。 然而，任何一种学术路径或者方法论都会有其与生俱来的弱点。所谓“知识谱系学”、“知识考古学”、“知识社会学”式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也不例外。以知识／权力为中心的文学研究，往往着意于文学环境、文学制度、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之类的文学外部研究，而相对地忽视了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内部研究。而“再解读”则构成了相反的另一极。以1999年出版的洪子诚和陈思和的两部当代文学史新著为例，两书中都有“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史叙述，陈著以“再解读”的方法“重返”文学史，不可避免地引来主观阐释或过度阐释之非议，而洪著虽说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学说庶几已臻化境，但最终也落了个“没有文学的文学史”的讥评。作为“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界首倡者，程光炜同时也是世纪之交“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想必他对以上两种学术路径的优势和弊端了然于心，并时刻在寻找着从这两种学术路径中突围的契机。于是在倡导“重返八十年代”五年后的今天，程光炜终于构想出了一条新蹊径，这就是以文学编辑的系列访谈录的形式，建构八十年代文学史前史，进一步深化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进程。从他近年在《长城》杂志主持的“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专栏来看，由程门弟子担纲访谈人，而受访人则无一例外地均为八十年代名篇佳作的责任编辑，像崔道怡、何启治、涂光群、周明、杜渐坤等人，都是八十年代执中国文坛牛耳的一代名编，他们对八十年代一批文学名作的诞生史或曰形成史了如指掌，是真正的历史亲历者和局中人，他们的口述文学史自然格外值得后人珍视。阅读这一组文学编辑访谈录，对于治当代文学史的学人而言，其意义不可小觑。因为它们不仅推开了一般当代文学史宏大叙述框架的暗窗，而且发现了被常见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一处密室，即名家名作的史前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这个专栏视作一种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拯救行动，似乎并不为过！它需要主持者和访谈者付出大量的精力去打捞历史和保存历史遗迹，当然最终的目标还是服务于学界的重述历史。 这些年来，访谈录或者口述史在各类报刊杂志或者网络媒体上屡见不鲜。但似乎越来越流于形式，少见实质性的内容，访谈录或口述史在成为各类媒体的宠儿的同时也在日渐失去读者和丧失活力。然而，就我所读到的这几篇文学编辑访谈录而言，必须承认，它们所提供的文学史信息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我几乎没有看到一般的作家访谈录或者批评家（学者）访谈录中习见的那种敷衍塞责式的套话和空话，也没有嗅到那种故作高深的学术八股和洋腔洋调的气息。这些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文学编辑大都进入老年，他们的口述文字简朴而睿智，在保持口语鲜活的同时闪烁着思想的灵光。这是一群特殊的口述者，他们的文学编辑身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他们集读者、批评家、意识形态代言人、修改者（另一种意义上的隐含作者）于一身，既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发现者和培植者，也是八十年代文坛的规训者和引导者，他们比一般读者和专业批评家掌握着更多更大的话语权力，他们掌握着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秘史。这些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名家名作在成名以前的秘史长期以来秘而不宣，批评家或学者看到的往往只是他们成名后已经定型的名作，并对这些名家名作做着各种不厌其烦的理论阐释，而一旦这些名家名作的史前史或曰秘史解密，我们以前所作的各种主观阐释很可能会化为泡影，显现出无可规避的尴尬。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程光炜所主持的“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专栏所作出的学术努力，因为，只有从源头上建构八十年代文学史前史，所谓“重返八十年代”才能进一步落到文学史的实处。在我看来，文学编辑访谈录或者文学编辑口述史兼具前面论及的两种文学研究路径的优长：一方面，它有助于推进八十年代文学文本或者经典作家的“再解读”，因为我们从这些文学名编的记忆中打捞出了关于名家名作的不少第一手史料，尤其是关于名作的修改材料，这在版本学上意义尤为重大，从中国传统学术来看，其正本清源之功更不可没！另一方面，它同样有助于推进以知识／权力为中心的知识考古学或知识社会学范式对八十年代文学知识谱系的清理和还原，因为这一系列的文学编辑口述史中，我们能清晰地看见八十年代文学场域中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权力的博弈和纠缠，这同样是文学史前史带给我们丰厚的学术馈赠！不难看出，正是文学编辑的特殊而多重的身份，使得他们的讲述明显区别于作家的讲述或批评家（学者）的讲述。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说作家的讲述难免为自己文过饰非或者回避难言之隐，批评家或学者的讲述难以逃脱主观化的以论带史的嫌疑，那么作为局中人亦是局外人的文学编辑，他们的讲述既能摆脱学者的“正史”的叙述圈套，又能穿越作家的“野史”的叙述烟雾，从而呈现出难得的文学史前史——秘史的真迹或原貌。这里我不想以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来否定一切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我也无法回避文学编辑口述文学史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我只想表明，文学编辑访谈录或者编辑口述文学史所致力的建构文学史前史的努力，对于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进程，其意义不容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