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料的价值在最近十几年得到普遍承认，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口述史(料)著作。①但毋庸讳言，当代文学口述整体而言还比较匮乏。推其缘由，则在于口述工作耗时既多，在现行学术体制下又不能算作“成果”。故今日大力倡导口述正当其时。而在倡导的同时，对有关口述史料的发掘、采集和辨别作一些理论上的讨论，也是不可或缺的。按照英国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的说法，口述史是“过去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Past)。但它又是在“现在”被发现、采集和公布出来的，必然牵涉到不同关联人物在过去和现实中不同的社会处境与身份认同。可想而知，口述史(料)不太可能是已逝过去的客观再现。对此，克罗齐的一段话很引人思考：“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②这种“现在的兴趣”在当代文学口述中也无疑存在。现有口述著作大都出版于1998年后。这一时期，知识界因观念冲突和利益分歧而发生左右分裂，其中新自由主义主导了知识界的“共识”，汪晖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则构成了其基本特征。这意味着，当我们寻求“过去的声音”的时候，作为动力的“良知”很难“清洁”得不染一丝尘埃——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良知”而不是另外的“良知”，恰恰是“现在生活中的兴趣”的折射，甚至是某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外现。那么，当代文学口述面临哪些或明显或隐蔽的“现在生活中的兴趣”呢? 一 要厘清那些“现在生活中的兴趣”，首先要对口述双方的身份有所认识。在大部分口述作品(尤其涉及“前三十年”者)中，受访者几乎都自认为以往(主要是“文革”)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采访者则自认为其反对者——这大约是一种身份共识。其中有些作品相当优秀，如《舒芜口述自传》、《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人有病，天知否》、《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等。这些作品不但提供了大量不同于官方“主导叙述”的另类的“活的史料”，而且还以人性和良知烛照着历史的幽深暗道。无疑，当代文学亟需更多这样的优秀著作，但是那种有关“受害者”和“反对者”的身份共识，还是有必要予以适当的分辨。 第一，受访者的“受害者”身份。当前口述中的“受害者”几乎都是以知名作家、批评家为代表的“优异分子”。这与当前西方口述史主流有微妙的区别。后者侧重于底层，并力图通过底层记忆重建历史多样性。对此，保尔·汤普逊明确表示：“现有的大多数记载在性质上所反映的是权威的观点”，“口述史却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③可见，口述史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历史”，但中国当代文学口述并不如此，它极少采访底层人士。④当然，受访者确实普遍有过作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经历，如作为“胡风分子”、“右派”等被记入“另册”，但这种“受害者”身份是暂时和不彻底的。其一，其“失败”只在短时段下才有意义。而从长时段看，社会对于知识阶层的不公正对待，主要是“革命民众主义”理论的结果。随着邓时代新的权力机制的建立，知识分子逐渐恢复了与政治精英结盟的常态角色，并取得“文化领导权”。部分经济学人和法学家在新世纪还跻身“成功人士”，与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利益协同关系。其二，其“失败”相对于政权而言，并非相对于底层。其实，即便“落难”，知识分子也未丧失相对于底层的精英位置与心态。与底层不同，他们被“下放”类似传统上的被放逐或“在野”，机会到来随时可能恢复权力和地位。由此二点观之，受访者的口述不能不叫人异常纠结：他们讲述的过去，究竟是“失败者”的经验，还是“成功者”的经验?E.H.卡尔说过，“历史是成功者的记录，而不是失败者的记录”⑤，被访者能够讲述自己的“失败”，显然因为他们所属的阶层已在事实上“成功”，接管了话语权。 第二，采访者的“反对者”身份。口述工作者大都以“文革”路线的反对者自居，并以搜集其反人性证据为己任。譬如傅光明表示，他采访“老舍之死”的目的，“是要表现那场史无前例的人性的战争的‘疯狂愚昧’，哪怕所表现的仅仅是人性世界的一个侧面”⑥。这种身份自设令人尊敬，但有两点相关信息需要澄清。其一，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当前中国已成为过去，我们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其二，去威权化是文化思潮的一个部分。在一些人叙述中，社会似乎重新“阶级化”，底层被抛弃，部分知识精英在为利益部门掠夺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运动寻求合法性论证。在这新一轮权力重组中，以悲情方式反对过去年代的政治，多少有与假想敌作战的嫌疑。而且，它还带来两层客观效果。一方面，30年如一日地讲述“文革”罪恶(从“伤痕小说”到当前文学口述)、伸张正义的同时，是否也起到了转移视线、掩盖新的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正因此，汪晖反对一些人“反对者”身份的自我塑造，“今天，对任何权力的分析都必须置于一个权力网络的关系之中，从任何一个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都是可疑的”，何以“可疑”呢?因为“这个反抗的姿态和描述无非是新的权力关系的自我表达罢了。树立那样一个没有真正力量的敌对者，进而将自己的利益合法化”。⑦这当然是极端的说法。李辉、许福芦、傅光明等口述研究者的工作确实值得当代文学口述重新理解我们身边充满吊诡的意识形态生产：我们的“良知”是否正好适应了新的格局的需要?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许并非只是单质的威权形式。事实上，它也包含了国家现代化和底层人权(生存权)的真实追求，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底层与公正问题未必没有值得清理的“遗产”。但强烈的反对立场无疑会截断清理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口述者的良知带给底层的，未必是积极的效果。 是“受害者”还是“成功者”，是过去政治的反对者还是现实权力的共谋者，这些重叠的或似无或似有的混杂身份，使当代文学口述变得异常复杂。如果说，我们承认口述史料“源于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受到多种不同层面社会结构力量的制约”⑧，那么，“受害者”和“反对者”在前、“成功者”或权力者居后，就共同构成了文学口述的“台前幕后”。这是口述者个人未必意识得到的文化生产机制。做口述工作，如不能认识并面对这一问题，那么他(她)的工作的价值无疑会打很大折扣。显然，“成功者”也好，权力者也好，都涉及“现在生活中的兴趣”。记忆总是因“兴趣”召唤而至，甚至被限制、被垄断。当代文学口述有无此类问题呢?我们可从“幸存者”视角的特权化、知识分子视角的普适化以及道德塑造等方面，予以具体分析。至于人所周知的政治限制，则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