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以李亚、王棵、王凯、王甜、朱旻鸢、裴指海、卢一萍、曾皓、刘猛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进入读者的视野，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创作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创作虽有长篇小说，但大多还是体现在中、短篇小说上，不但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葆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可谓当下军旅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的军旅生涯伊始，恰逢我军新军事变革浪潮开始涌动，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到部队官兵的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历史性遽变，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表现领域。而且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无论是部队读者，还是地方上数量众多的“军事发烧友”，也都希望从军旅文学中获取新军事变革的诸多信息，感受当代军人的风采与“亮剑”精神。军营生活的新变和读者的阅读期待，无疑为“新生代”军旅作家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台。 “新生代”军旅作家作为一个日渐活跃的写作群体，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视角，关照着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状态，为和平时期的军旅文学写作开拓了新的题材资源。他们迥异于他们的前辈，更愿意将自己的文学目光聚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逼仄空间内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在取材上，他们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和生活经验，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性与人的内在心理，外化到文本层面便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伤痛痕迹。“新生代”军旅作家普遍具有本体的、异质的独特审美体验，具有重构日常生活之诗学理想的文学自觉；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世俗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新型军人面对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在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两个层面上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特色，为新世纪军旅文学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当然，“新生代”军旅作家还处于生长期，个人的文学风格尚未形成；尤其是文学格局与气象还相当狭小，生长的瓶颈既显而易见，也相当致命。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鲜艳夺目的存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群值得文学界予以持续关注并研究。 聚焦“小人物”形象和日常生活经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新写实”主义最早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将笔触伸向“小人物”，希望通过对普通人生命欲望与生存环境之间矛盾冲突的描写，展现普通人生活上的窘境与精神上的困惑，读者的视线被引入了平庸而琐碎的现实生活。这种文学思潮对军旅作家的深刻影响在新世纪到来以后迅速显现出来，尤其是日常经验在军旅文学中受到青睐，彰显了新世纪军旅文学对于文学本体和人性本源的回归和深入探索。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观照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军旅作家获得了新的更加丰厚的精神资源和宽广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以及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得以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广阔的层面，探寻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性与精神的既特殊又普通的存在。“新生代”军旅作家在初出茅庐之际便遭遇了这种更为开放的文学思潮与创作环境，他们在承继了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对自身的经历与经验更为珍惜，叙事伦理的向内转使他们无论是面对现实，抑或是勾勒战争历史，均习惯于从小人物的个体经验出发编织故事，并竭力避免宏大主题和场景的建构。 王凯的《一日生活》以基层连队普通一天的日常生活为线索，表现了在军营的严格限制下指导员“我”和战士马涛各自苦闷而濒临幻灭的爱情。《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叙述结构上别具特色，作者采用了类似影片《罗生门》的结构方式，以“我”受命整理资料无意中发现一本调查笔录为线索，把一场意外事故当作故事起因，列举了若干谈话人对魏登科同志的评价，并把这些评价作为笔录原封不动地“誊写”到小说里。作品有如一面多棱镜，读者在每一个棱角上会见到未曾谋面的主人公魏登科的不同侧面。魏登科只是一个小人物，谈论他的人也同样是小人物。作者想表达的是时代强加给人的政治性符号对人的扭曲，以及小人物对时代荒谬的无奈与无力。王凯的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展现出丰厚扎实的生活积淀和炽热的情感，塑造了一群可爱、可亲、可信的军校学员群像，风趣的故事让人忍俊之余，不能不心生淡淡的哀愁。朱旻鸢的《参军记》描述了客家娃时毛一波三折的参军过程，作品在略显苦涩与伤感的语调中缓缓道来，颇有“农家军歌”的味道，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农家孩子对逃离黄土命运的渴求，对军营生活的向往。刘跃清的《遥远的手榴弹》和《连队是一条河》同样融入了“新写实”元素，前者记录了普通一兵焦文文对投弹从恐惧到成功的心路历程，后者通过对几个士兵的追踪式描述，道出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军中谚语所蕴含的苦辣酸甜。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作者对部队基层生活的细腻体验和真切感悟。 如果说“新生代”对当代现实题材的处理方式上延续了“新写实”的美学风格，那么在对历史战争的书写和追忆中，作家们则更倾向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抒写方式构建历史，以感性的目光洞察历史，在各具特色的审美关照中注入情感内核。王甜的《昔我往矣》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选取了女军医蒋南雁和孪生兄弟罗永明、罗永亮三人之间的爱情线索作为故事支点。小说回避了对正面战场的宏观描述，在三人跌宕起伏的爱情脉络中构建历史，既表现了渺小的个体面对战争时命运的错位和不可逆转，同时也娓娓道出了一段真挚哀婉的革命爱情。同样是“以情写史”，曾皓的《篝火燃烧的地方》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大家族中几个女人支援抗战的故事。小说中身在前线抗敌的“爸爸”和“舅舅”始终没有出现，前方战场则用“篝火燃烧的地方”这一意向性的词语指代。作者将目光定位在外婆、表姐和女仆胖丫身上，几个身手不凡的女人的离奇遭遇既为小说增添了神秘感，也从侧面表现了正面战场的惊心动魄。个别作家的视野溢出了小人物的范围，投射到异化或弱势的群体身上。裴指海的《勇士》刻画了一个名为“陈傻子”的另类士兵形象。小说中陈傻子训练中的“痴”和上战场后的“勇”形成鲜明对比，在结尾处陈傻子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严重受创，他怀着更加悲怆的心情与敌人同归于尽，于生命最后一刻爆发出强大的人性力量，读来令人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