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还有多少人公开表露对于当代文学的景仰?舆论评价似乎相当不利。没有公认的大师，没有伟大的经典，没有震撼人心的思想，没有人类苦难的深刻展示，古典文学的优雅瑰丽不复再现，语言屏障阻断了西方文化的启示……一批资深的文学教授接二连三地抛出了这些观点。许多时候，矜持的学院传统总要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贬抑当代文学。只有文学经典才能赢得学院的垂青，又有什么必要急着给那些未经历史考验的新面孔授勋?当然，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舆论可能自行撤离。这并不是听从了某些文学批评家苦口婆心的辩解，而是出于一个明智的衡量：即使果断地删除所有的当代文学，这个世界决不会变得更好一些。所以，声色俱厉的抨击告一段落，一个结论迟早又会无声地返回——这个世界的文学意义远未饱和。 尽管如此，种种负面的声音仍然给当代文学制造了巨大的压力。如何挽回受损的形象?当代文学毅然卷入了历史。不再小心翼翼地回避粗俗的市声，或者蹑手蹑脚地绕开火花四溅的思想辩论，当代文学决定向舆论证明改造历史的巨大能量，而不是自甘寂寞地蜷缩于历史之外。从堂皇的政治理想到凡夫俗子的恩怨情仇，文学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决不能亚于政治学、经济学或者科学。这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一个流行观念的纠正。当时，许多人曾经在各个场合重申一个主张：让文学回归文学，高贵的审美不负责清理这个乱麻一般的世界。“纯文学”之称的风行表明，如果当代文学向政治暗送秋波，或者与意识形态纠缠不清，这些行为不啻于可耻的失贞。这个观念并非空穴来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或者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都曾经充当这种观念的理论渊源。当然，正如许多人阐述的那样，当代文学经历的巨大挫折为康德或者戈蒂耶的登陆制造出适宜的理论气候。若干文化区域分疆而治，拒绝各种功利目的骚扰美学，这种理论设计极大地投合了当时的政治恐惧症。相当长的时间里，当代文学被迫充当各种口号的传声筒，甚至成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一切功绩与罪过都是以政治的名义颁布，沉重的枷锁几乎窒息了所有想象力。如何在政治火力网的突袭之下幸存?当代文学力图借助康德的论述修建一个坚固的美学掩体。现今看来，这种理论设计多少有些一厢情愿，支持设计的一批关键概念正在遭受愈来愈多的质疑：何谓文化?何谓艺术?何谓政治?何谓“功利”——审美的欢悦是不是另一种效用?人们很快察觉，文学话语始终盘根错节地存活于历史内部。由于反复的质疑，回避历史的文学观念显现出狭隘和保守的性质，并且逐渐退场。 首先必须解释的是，当代文学企图卷入的是何种历史?我曾经指出，相对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巨大跨越来自现代性的大力助推。唐诗宋词，浅吟低唱，传奇讲史，寄情遣兴，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终结了漫长的古典文学传统。现代性带来了一批崭新的人物、故事、场景、意象，而且形成了迥异于文言的白话文形式。相对地说，当代文学仅仅是一种缓和的渐变。相当长的时间里，当代文学围绕的是现代性主题的一个特殊分支：革命。压迫与反抗如何造就了革命?革命的动机、合法依据以及初期的展开形式曾经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当代文学关注的历史内容是，强大的激进主义如何使革命持续地膨胀，并且在达到某一个峰值之后急速滑落，继而开启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革命时期。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知识青年的下乡插队，从阶级斗争哲学到市场经济的崛起，革命以及后续的无数震荡形成了大半个世纪颠簸不定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个庞大的历史景观是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考察视域：“这些体验不可能出现于中国古典文学，也不可能由现代文学完整地展示。世界范围内，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获准进入革命历史内部，解读种种成败得失。所以，无论是激动人心的成功还是令人扼腕的代价，人们都没有理由辜负如此奇异的文化矿藏。”①革命烙在历史上的印记如此之深，无论是乡土叙事、家族的没落、知识分子的曲折命运还是传统文化与“寻根”、玩世不恭的嬉皮士精神或者声势浩大的大众文学，没有哪一个当代文学的主题可以完全摆脱这个内在坐标。 当然，历史从来不是存在于某种独白之中。革命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多种话语体系曾经竞相介入这个历史事件的描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现代的现代性构成了一条左翼理论的线索，激进主义传统的批判、告别革命的宣言构成了另一条自由主义的线索。双方的激辩已经延续多时，当代文学还能贡献哪些特殊的结论?文学话语的意义并非提出哪些不同凡响的观点，而是显示了另一种分析单位。每一种话语体系的组织方式通常规定了关注的半径，我曾经指出：“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那么，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生。”②相对于长时段历史考察，文学话语的聚焦区域是日常生活，是悲欢离合的个人命运。我要强调的是，分析单位的缩小并不是同一个图案的局部细化，而是导致这个世界的另一些景象及时地浮现。这是当代文学的信心所在。 长时段历史考察通常集中于某些特殊范畴，例如社会制度、政权体系、人口数据和经济总量，如此等等。显然，民族国家是统一众多方面的核心概念。汇聚和平衡各种利益的时候，民族国家提供的空间是各种政治组织、经济共同体或者地方文化小传统所无法竞争的。尽管民族国家的名义可能拥有过多的权力，尽管民族国家提供的政治空间可能被某些野心勃勃的阴谋家盗用，但是，这个概念的威望无可比拟——尤其是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度。援引民族国家及其统辖的种种范畴分解庞大而复杂的历史，这一套知识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社会愈来愈多地证明了这些范畴的重要性；相对而言，家具款式的演变、建筑风格的形成或者雕刻手艺的进展不可能引起同等的重视。当民族国家作为空间的表征充当历史叙述的基本词汇时，这一套知识热衷于使用大尺度的时间标识，“18世纪”、“20世纪”这些时间长度表明了问题的容量和抽象程度。当然，这一套知识构思的相当多情节只能放在理论的沙盘上推演，获取远见卓识的方式似乎即是剥落众多累赘的细节。时至如今，这一套知识广泛流行于学院，主宰许多知识分子信心十足地绘制世界整体。他们当然可能涉及伦敦、马德里、波士顿，涉及新德里、东京、北京，但是，这些著名的城市如同民族国家的缩影。对于许多穿梭于国际学术会议的教授说来，民族国家内部的种种特殊故事往往缺乏普遍意义，只能存而不论；众多阶层性格各异的社会成员多半被处理成千人一面的平均数。名动一时的后殖民理论曾经质疑这种知识消费方式，但是收效甚微——后殖民理论很快也成为这一套知识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