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展立新和陈学飞的长篇文章《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以下称“理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否定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两个规律”的理论，否定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求的“适应论”，作者认为“高等教育适应论是一种无奈的历史选择”，导致两大失误：一是“颠倒了认知理性与各种实践理性的关系，使国内高等教育难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二是“不惜压制其他实践理性的发展，以至于在高等教育的各种目标之间、不同的目标之间与手段之间，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突破与超越适应论，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理文”在竭力否定和贬低高等教育“两个规律”理论和“适应论”的同时，鼎力推崇和提倡所谓的“认知理性”，认为高等教育要摆脱“适应论”的思想束缚，必须“回归认知理性，建设完善的学术市场”，认为“高等教育本质上是发展认知理性的事业”、“高等教育追求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认知理性的发展”。 笔者对“理文”中的这些观点不敢苟同。我认为，高等教育的“适应论”是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必然，是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对推动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不是什么“历史误区”。高等教育的“两个规律”理论是符合高等教育实际情况的。“理文”用哲学上的一个普通概念“认知理性”来否定和取代高等教育“适应论”和“两个规律”论，甚至提高到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不适当的。本文从三方面与“理文”商榷。 一、剖析“理文”对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否定和批判 展立新和陈学飞在“理文”中否定和批判“适应论”，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1.“理文”认为，“‘适应论’颠倒了认识理性与各种实践理性的关系，试图用工具理性、政治理性和传统的实践理性等取代认知理性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核心地位，使国内高等教育难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作者一口气罗列了从认知理性到实践理性等好几个概念。何谓认知理性?在《辞海》中查不到这个词。实际上，认知理性属于哲学的范畴，是一种思维方式，“以理性的认知功能统摄理性的本体论意义，便构成认知理性”[1]。认知理性离不开认知对象和认知目的。认知对象包括实践和人，认知理性的根本目的是寻求真理。不能把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混淆起来，并不适当地抬高认知理性。实践永远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实践论》告诉我们：“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2]不适当地抬高认知理性，正是“唯理派”的观点。 高等教育“适应论”是指高等教育应根据社会的需求办学，高等教育的内容和人才培养要适应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这与“认知理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认知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对认知活动的合理性所做出的价值承诺”[3]，不可能“在教学和科研中占据核心地位”，更不存在“理文”所说的“由于缺少了认知理性的核心地位，导致国内高等教育难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恰恰相反，由于“理文”混淆“适应论”和“认知理性”的关系，导致否认“适应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认为“高等教育本质上是发展认知理性的事业”。认知理性明明是一种思维方式，怎么成了事业呢?“理文”犯了颠倒事实的错误。 2.“理文”认为，“适应论”在选择某种实践理性为主导的时候，“又不惜压制其他各种实践性的发展，以至于在高等教育各种目标之间，不同的目标与手段之间，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现象在某一历史阶段曾经有过，但不是“适应论”之过，而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当权者的状况决定的，不是哪一所大学或整个教育系统能够改变的。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当权时期，我国“文革”时期，教育发生过严重失误，是当权者造成的。但我们通常讲的高等教育“适应论”，主要指在通常情况下大学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大学要用自身的智力资源，并充分挖掘潜力，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为此，大学要走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的道路，要协同培养人才，协同攻克科技难关。“适应论”是指多样化、多方面的“适应”，不是单方面的适应，因此各方面要加强合作，互补互助，不存在“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有三千余所各类高校，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职业技能型大学，各类高校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不同的培养模式和手段，以满足社会各行各业的需求。当然可能会产生一些资源利用上、学校利益上的矛盾，但这不是“适应论”之过；相反“适应论”将促进各方面的合作和协同，也不存在“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 3.“理文”认为，“适应论”颠倒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即“把实践理性当做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把认知理性完全当做矛盾的次要方面来对待”。《矛盾论》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矛盾”，“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4]由此可知，实践性与认知理性不是同一事物发展过程中许多矛盾中的一对矛盾，两者之间不存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问题。“适应论”与“认知理性”之间也不是一对矛盾，不存在于同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也不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适应论”是指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关系以及高等学校与当权者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起决定作用的，一般在社会和当权者。当然在不同时期，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是不同的。如政治运动时期，社会政治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经济大发展时，社会经济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并非由于“适应论”而导致颠倒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