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3)04-0116-06 吴宓(1894－1978)，著名诗人、学者和教育家，是中国现代比较文学教育和研究的先驱。关于吴宓的研究，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综观吴宓研究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学衡派研究，人们对吴宓的解读主要集中于探究其学术思想、文化思想和文学文艺观。乐黛云[1]、韩星[2]、徐葆耕[3]、沈卫威[4]等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对吴宓会通中西的文化观、独立不依的文化人格、释古造新的文化追求进行了深入分析。关于吴宓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在学术界几起几落，就现状而言，与其在教育史上的应有地位还不相称。除了陈建中和蔡恒[5]、许军娥[6]孙敦恒[7]、张雪蓉[8]韩亚丽[9]、吕敏宏和刘世生[10]等人对吴宓国学教育、外语教育思想进行了较深探索外，其他文章大多停留在事迹罗列和回忆性小结上。因此，尽快克服对吴宓精神世界的碎片化解读，系统梳理吴宓大学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深入了解其文化哲学基础，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吴宓研究和学衡派研究，而且对我们今天撷取中西文明菁华、探索高等教育创新、培养时代新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半个世纪教育生涯残存吉光片羽 吴宓1894年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一个小康之家，16岁之前接受了较系统的私塾教育和新式学堂教育。1910年10月考取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生，1917年8月赴美留学，进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次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1921年，吴宓从哈佛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是年5月，他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任教，开始了其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 1921年8月至1924年6月，吴宓先后在南高师英语系和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三年，勤奋敬业，颇有建树。此外，他与梅光迪等几位同道协力创办《学衡》杂志，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独具风格的学术流派。1924年春，东南大学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将其并入英语系。吴宓于1924年5月底，应聘到东北大学任教。1925年2月回到清华园，受命筹建研究院国学门(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3月，因在研究院未来发展规划上与校方意见不合，吴宓辞职转任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后代理系主任。从1928年至1937年清华大学南迁前的九年里，吴宓除1930年赴欧洲游学一年外，他在给本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的同时，还先后在北京大学等四所大学兼课，讲授希腊罗马文学等多门课程。1938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吴宓经香港辗转到校任教，直至1944年。1942年8月，他和陈寅恪等一起被民国政府教育部聘为教授，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本应回到清华的吴宓因种种原因滞留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直至1949年4月离开。新中国成立后，吴宓蜗居西南师院，历任院务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首届文联常委和市文联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主任。1955年后吴宓一直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56年，学校将吴宓定为一级教授，他两次上书学校，拒不接受。校方只好将其降为二级。“文革”期间，吴宓先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因坚决反对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折磨，导致腿跛目盲。1978年1月17日，吴宓在故里含冤饮恨与世长辞。1979年7月，西南师范学院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综观吴宓的一生，正逢中华民族从屈辱中奋起，在抗争中前进，于变革中自立自强。他亲历了晚清王朝覆灭、辛亥革命、国民党执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等诸多重大事件，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新式教育和西方现代大学教育，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在中西文化相激相荡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大学教育制度向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嬗变的历史时空里，他就怎样会通中西文明、造就博雅之士这一重大课题作了积极探索。除了20卷洋洋数百万字的日记，还留下了《〈清华周刊〉增刊“引言”》、《论新文化运动》、《研究院章程》、《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外国语文系概况》、《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和《大学的起源与理想》等珍贵资料，为我们解读其厚重而深邃的教育思想提供了一手材料。 二、南北辗转上下求索只为造就博雅之士 无论是做一个普通教师，还是参与学校和院系行政工作，吴宓有着一以贯之的教育理想与追求。这些理想概括起来说，就是用中西方优秀的文化培养会通中西的博雅之士，进而形成了一个包括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在内的逻辑体系。 (一)教育目标：培养博雅之士。他在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概况》中开宗明义提出，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11]199，这样的学生要能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博雅之士”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出，既是吴宓作为外文系主任贯彻落实清华“造就中国领袖人才”总目标的具体行动，也是他多年来针对中国大学教育转型过程中许多流弊而做出的理性思考。早在清华读书期间，吴宓就开始关注当时所谓的“新教育”问题，深感“留学异邦者，或以不谙本国情势，或以未深汉文基础后，纵饱西学，而不实用，甚至归来图博升斗，以学问为干禄之具。”[12]29本校“学科日形裁减，专务养成外国语娴习之奴隶。科学浅显已极，国文尤鄙视不道。”[13]495在清华，他在认真征求教师意见的基础上拟定的《国学研究院章程》开篇即讲：“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在于养成两项人才，一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是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11]185这样的人才，在吴宓心目中，就应该像他在南高师的同道刘伯明等。 著名教育家刘伯明(1885－1923)有“南雍祭酒，纯粹君子”之誉。他早年在章太炎门下受业，后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民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赴美攻读哲学和教育学，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刘伯明倾心于教育事业，先受聘为金陵大学教授，后任国文部主任。1921年刘伯明改任校长办公处副主任(主任由校长兼)，实际主持校务。吴宓在南高师三年，与刘伯明等人长有往来。从吴宓在东南大学的日记和晚年自编的年谱看，他盛赞“本校副校长兼大学文理科主任刘伯明……贤明温雅，志同道合”[14]214。刘伯明先生1923年英年早逝。吴宓精心撰写224字长联，集中表述了他对刘伯明为人做事学识功业的赞赏。上联是“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毁谤所积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同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叩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下联为“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辟鼓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独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伦。”[14]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