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来，我们合作发表了一些文章，讨论城市进程中的民族资本家的精神遗产。①我们认为，城市政府与商人的关系具有某种重要性。在某些关键时期，商人的商业活动对城市政府及其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商人和政府管理有不同的目标，但也有共同的利益，这使他们在某些条件下具有结盟的可能性。在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史上，一批民族资本家活跃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大城市，他们往往有农村移民背景，又在城市获得了商业成功；他们不仅是资本家和懂专业技术的管理者，还是具有儒家思想教养的家长。他们带领商号在城市社会的环境中和现代商业竞争中拼搏，同时还要承担管理家庭股份、照顾其他家族成员的家庭经济和培养家族子女的责任，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角色。但以往学者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我们认为，研究中小商人成为城市人的过程，是不能不关注这种“文化人”的角色的，因为中小商人的卓越管理能力是与他们的文化代表性紧密关联的。重视“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有助于较为深入地讨论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所谓中小商人“文化人”角色，主要是指反映在中小商人群体中一种比较独特的商业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在其经营过程中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强烈的责任感、企业归属感和忠诚品质，既熟悉传统又创新求变，并善于捕捉商机，从而在经营中能够避开或化解来自社会的或家族的危机，实现家族利益和商业组织的共同目标。我们在以往研究中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中小商人自身的精神世界与奋斗历程，而这正是研究中小商人的“文化人”角色的关键。中小商人的资金不多，商业发展空间不足，在企业管理与家族生活兼顾的背景下，商业运营规模与家族生活水平的相关性就显露出来了。他们怎样在家族与商业的谋生关系中扩大城市市场？他们在传承行业知识时需要哪些必要的社会条件？他们在什么样的资本积累条件下可以投资新技术？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他们的文化代表性也往往体现为他们在利用各种专业知识、各个方向的市场信息报告和解决各种传统家庭危机的过程中，能每每根据市场行情、不同行业资源组合的需求、家庭股份的利益，投放经济投资和人际关系成本，找到解决问题的平衡点。 北京成文厚，全称“北京成文厚账簿文具店”。商号的创业经理刘国樑，山东籍北京商人，私塾毕业，1935年到北京开商号获得成功。在民国时期北京被日军侵占的艰难岁月中，他继承家族商业传统，经营纸张文具；同时吸收现代商业组织理念，将家族传统与当时的先进外来会计知识相结合，创建了北京现代会计账簿企业，并在十年内迅速发展，占领了国内北方账簿市场。北京成文厚与美国哈佛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潘序伦及其执掌的上海立信会计用品公司南、北鼎立，在商界享有“南有立信、北有成文厚”的盛誉。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利用北京城市档案，辅以口述史调查，开展综合研究。在我们实际上不大可能了解商号运作实际过程的情况下，了解商人的生活史，并从这个角度开展对城市档案的研究，就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途径。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利用成文厚的城市档案和商人活动，二是成文厚的家族生活和商业组织的城市社会化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两把钥匙，缺一不可。 一、成文厚的城市档案和商人活动 成文厚的城市档案有四种，即工商档案、户口档案、企业档案和会计学校教育档案。我们在2011年的两篇文章中，主要从商人的商业组织理念和股份制经营的角度对此做了讨论，包括成文厚的业务范围、营业执照、经理简历、合伙契约、股份利润和铺保网络。但当时没有讨论商人的生活史与商业组织管理的关联性。近两年，我们在这方面增加了田野调查，发现在城市档案中，有以下方面，在缺少商人生活史资料的情况下，是无法正确解读的。 第一，档案中所没有登记的重要家族成员姓名共计2人。他们是经理刘国樑在吉林成文厚的二弟刘国英和刘国樑本人的妻子王桂荣。在1951年父亲刘显卿过世后，刘国樑将母亲李绍棠登记为房地产权人，升任到兼管家族和商号的首脑位置。其妻王桂荣操持所有家族生活和商号福利管理杂物，刘国樑却没有登记妻子的名字。 第二，档案所没有登记的家族谱系关系。成文厚的家族辈份和伦理秩序，我们只有依靠刘国樑的儿子刘基厚兄弟的口述才能识别。例如，吉林成文厚经理刘国英，20世纪40年代初被日本宪兵杀害，其子刘敦厚由徒弟侯兆祥带到北京成文厚，后由刘国樑抚养成人。刘国樑的三弟过世后，三弟媳携子刘享厚，也投奔到刘国樑家，依靠家族股份生活。对刘敦厚和刘享厚的继股身份和吃股方式，是从档案中完全看不出来的。 第三，档案所未登记的家族股份制变更与商人在变更中谋求发展的矛盾。 刘国樑的幼弟刘秉揽，英国留学军官。1952年公私合营开始后，他与刘国樑的长子刘基厚共同放弃股份，由刘国樑吸股，并转而扩大企业投资。 经核对，所有城市档案的登记是准确的，但档案与商人生活口述史的功能不同。借助商人生活的口述史再看档案，可以补充此前阅读档案存在的遗漏，发现曾被我们忽略的商人活动的历史线索。兹简要讲两点。 (一)城市档案中的家族商号与公会 据北京城市档案，北京于1913年成立纸张文具同业公会②。刘国樑于1935年到北京后加入该会，取得行业认同资格。但直至1955年，他并没有将公会变成为家族同行谋福利的组织。对于年长自己四岁而做工不好的堂兄刘干亭，他始终没有合作。刘国樑时任同业工会副主席，与堂兄在同业公会中分别登记各自的商号。但刘国樑对自己聪明能干的长子刘基厚不同，刘基厚已于1951年离开北京上大学并于1952年退股，但在1953年的一份登记表中，刘国樑却将儿子写为股东，仍对儿子当商人抱有希望(表1和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