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6-0110-12 如从著名阿拉伯史学家、古兰经学家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 —1286)首先将中华伏羲易图传入欧洲算起，那么，一般地被西方学界称为“汉学”的中国学研究，大约肇始于七百多年之前。①自那时以来，中国学研究走过了曲致而丰繁的许多岁月，其学术、人文与历史之发展所呈现的，是中国学研究人文主题的转换及其“中国形象”的重构。 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 当笔者以为，人类文化是一个由物质、精神、行为、结构(制度)、传播、符号与价值(意义)等动态七维所构成的有机存在及其过程时，则无异于表明，本文试图略加论析之中国学研究人文主题的转换这一问题，首先应属于这一人类文化整体之重要的传播一维。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正在不断改变其人文主题的学科，是文化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门类。 作为世界与中国“对话”一种特殊的人文、学术传播方式，它走的大致是一条从所谓“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之路。 这里所言“东学西渐”，指中国文化及其历史、哲学、宗教、伦理、经济、政治、科技、艺术、文字语言及其价值观等从东方向西方，从中华向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其推动力，是洋人(主要是西人)立足于本民族、国家、地域的人文立场，以“同情与敬意”的人文态度，纳“东学”于“西说”；其外在条件，是“东学”本身的独异性与可能的优越性。它是经洋人所选择与理解的洋人眼中的“中国”，而非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入渐于西方世界的中国材料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西学”。 早期西方中国学大致以19世纪40年代为下限。没有人可以怀疑此时这种中国学传播、研究的真诚态度与可能的真理性，也无可否认其往往对于中华文化以及学术的某种崇信态度，其间，必然充满诸多“真诚”的误读。尤其在16至18世纪，西方诸多来华传教士可能出于对异在之古老中华的着迷或惊讶，便在一定程度上，向西方亦真亦幻地重构一个“辉煌”的“中国”。一部由译改《赵氏孤儿》而西方化的《中国孤儿》，一座建造于法兰西的中华园庭，一本由比利时神父柏应理所撰《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或是当初由白晋向西方传播易图之类，曾经在那颇为封闭的西方，渐渐吹拂一股关于“中国热”的人文春风。“中国由于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② 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西方中国学，大致是“传教士汉学”活跃的历史时期，其人文“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偏于正面甚而崇高完美，其传播主体的入文态度，往往陶然于关于“中国”之审美兼崇拜的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之中。那时来华传教士的人文使命是传教，所谓“东学西渐”，所谓“汉学”，仅是其传教的一项副产品。 然而，时至1840年至21世纪初的今天这一个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东学西渐”式的国外中国学，大致包含了诸如“学院派”、“政治意识形态派”与“民间派”等不同人文诉求的中国学研究。具体言之，自1840年至1949年，诸多国外学人，从其老一辈那里的“崇信”氛围中退出，忽而出现太多有关中国落后、愚昧与丑陋的言说，回归于所谓“理性的审美”，实际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审丑”。自1949年至中国改革开放，尽管诸多学人以所谓纯学术态度，继续从事关于“历史之中国”的研究，体现出“学院派”中国学的人文特色；但此时西方中国学的研究趋势之一，显然是某种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从所谓东方“竹幕”、“铁幕”的外部，来窥视、把握“现实之中国”的所谓“真实”。自改革开放至今，国外中国学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向的发展态势。如20世纪90年代初费正清离世而“哈佛时代”结束前后之美国中国学的人文主题，就颇不一致；80年代中叶，保罗·柯文(Paul Cohen)倡言其所谓“中国中心观”来抨评“冲击—回应”说；更有通过研究，或证明“中国威胁”、或证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尖锐对立。 当然，综观整个国外中国学研究，依然可见一条“学术”主线大致贯彻于始终。从伯希和、理雅格、高本汉、佛里尔、葛思德、高罗佩到李约瑟，或是从日本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津田左右吉到伊藤道治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在不同领域以追寻关于“中国”的“真理性学问”为本旨，大有值得肯定的学术成果在。瑞典高本汉的汉音韵学研究与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等等，即为如此。 “东学西渐”式的国外中国学，总体上具有两大特点。其一，其研究对象，从易学、道学、敦煌学、西夏学、藏学、汉古文字学、哲学、艺术学、伦理政治学到社会学等，几乎遍及中国一切文化与学术领域，大致可分“历史之中国”与“现实之中国”两大类。1949年之前，以研究“历史之中国”为主，较少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1949年至今，以研究“现实之中国”为主，有较多政治意识形态特色。其二，尽管所投入的原始资料，一切均源于中国，而其研究理念、立场与方法，都以国外学人及其理想为主我，以中华为他者，是主我与他者之间所发生的一场宏大而深致的人文“对话”，作为特殊之“西学”的“主我”立场与主题从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