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俗的人免不了有几分乡土情结,总想着从别人的文字里找到似曾相识的山水人情。翻开主要是抄录方志、乡土志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却多少有点儿尴尬。其中,抄录的《曲阜县志》有言:“韩宣子谓周礼尽在鲁,汉高祖谓守礼仪之国。今时代虽远,而冠婚丧葬,一禀《曲礼》。古道犁然,宛乎周情孔思焉。”①在纷繁的舆论界,天主堂和孔庙俨然比肩而立的这座东方圣城,周情孔思余味真的悠长?安歇这些周情孔思的古城墙呢?城门口拿把蒲扇,打鼾、品茗、话古的老头儿哪去了?那些晚上张牙舞爪的古松古柏又放哪儿了? 以个人喜好和今天的事实来衡量这本记录过去、功德无量的类书很不厚道。问题是,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俗志?能安抚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乡土情结的民俗志到底是什么样的?近些年来,具有现代学科问题意识和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民俗志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成果颇丰。②尝试继承方志、风俗志和民族志传统的新型民俗志,又多少被这些传统不同程度地割裂,或偏向某一类。在记述策略上,即将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国节日志”就欲进一步整合志书传统和民族志传统之间的裂缝。但是,具有可读性、资料性和理性认知的“裸写”和“如何裸写”仍然是关注现实的新型民俗志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没有冗长沉闷的理论堆砌,铺开自己真挚的乡情“裸写”是《乡村医生·父亲:乡村医患关系的变迁(1985—2010)》(后文简称《乡》)这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观察、反思和阐释,加上质朴、深情的语言,这似乎见惯不惊,没有什么特别,但却打开了一个关于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面对隐而不言或欲说还休的种种尴尬,民俗学者该何从选择?如果关注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是频频回首的乡土民俗学发展的应有之路③,那么这个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也就是都市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 一、裸写:“把理论思考化于无形”? 人类学小说《金翼》对《乡》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明晰可见,甚至《乡》也可以视为一部小说。组织《乡》的是主题不同又以时间连贯的八个篇章。没有花哨或柔情的语言,只是质朴无华地叙写记忆中的日常琐事,作者生命经验中那种深沉的乡土情感流贯始终。乍一看,这是《金翼》的高徒!就连作者自己也申明,“把理论思考化于无形,余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④这一基本定位使得《乡》有别于当下学院论文就一点经验事实“深描”成篇,然后穿靴戴帽,却又常常削足适履甚至张冠李戴的理论与事实不合的“八股”文风。“裸写”使得看过《乡》的人都为之叫好。 《金翼》和《乡》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把理论思考化于无形”的裸写。读过《金翼》的人,脑子里难免会被烙上社会均衡论的印子,这也是林耀华在书中反复用对人物命运的评论言明,并不时以设问句引导,又在尾章谆谆阐释和论述的。⑤换言之,当年社会学界时髦的社会均衡论不仅是《金翼》形而上的指导思想,更是其骨架。这样的骨架十分规整,把情节都归纳其中,人物也纷纷扮演着人类学中的角色,或典型或平凡,但一切都仿佛发生在一个舞台上,还是“一个灰砖飞檐下的四方古戏台”。遗憾的是,这个古戏台因缺乏戏剧性的冲突和张力,略显沉闷、老气,似乎一切都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与之不同,《乡》更像是“一本书边儿泛黄了的简装书”,朴实无华,自带一种光晕。“人情与赊欠”、“放下锄头就看病”、“病人兼客人”这样简洁立体的篇题,交错讲述着一个社会基层中寻常又典型的作为乡村医生的父亲起起伏伏的生命经验。它跨越了近三十年,更跨越了京鄂两地的城乡阻隔和父女两代的心理距离。随着这本带了年份的简装书慢慢翻开,渔村、父亲、父亲出诊时的路、“我”与弟弟上山采药的路、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必言明却可通感也渐渐褪色的乡情、医患情,都浑然一体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一篇文章、一本书想做什么和做到了什么的差距,全在读者的感觉。借“灰砖飞檐下的四方古戏台”和“书边儿泛黄了的简装书”这组阅读感受,我们要说明:《金翼》的“理论思考”观点鲜明,框架规整,像个军警一样规矩着全部的情节,“无形”无非是小说这一体裁和平实语言合谋的假象。当均衡论不仅内化在情节中,更在论述和篇末反复提点,怎能说它“无形”呢?《金翼》于理论,只是穿脱马甲的区别。《乡》中娓娓道来的乡村医生的“越轨”、医患关系的变迁、规章制度的尴尬等都不乏精准的分析与深入的思考,但其扑面而来的质朴乡情衍生的情感上压倒性的阅读共鸣使“理论”的延伸和反思化于“无形”。医患关系的变迁和乡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名实分离,无论在新闻界还是学术界都已不是新鲜事,可在个体生命经验的情感叙述中,《乡》使之焕发出了本雅明所追思的也是久违了的“光晕”⑥。 当然,拿一篇硕士论文和大名鼎鼎的《金翼》相比有“小题大做”的嫌疑。但从重叙写、纪实的学术写作而言,比较二者还是有必要的。《金翼》以理论构建为要旨,事实被结构成一部作为表达工具的小说。《乡》是个人生命史,回忆和书写中弥漫着生命经验和浓郁乡情。⑦如此,我们所需的民俗志,是要规整出一个观点,还是高水平地抒一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