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3-0016-06 在传播学兴起之初，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后来，同属于批判阵营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在有关大众文化的观点上相互对峙，而今天，同是英国当代批判学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又在演绎着既对立又借鉴的学术奇观。在当代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和拉夫堡学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既区别于美国的经验主义研究，也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批判，但前者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传播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媒介机构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决定作用。在体制—生产—产品—接受的整个流程中，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前两者，文化研究强调的是后面两部分的独立性。本文考察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从对抗走向融合的理论历程，以期为中国文化研究的讨论提供思想参照。 一、文化研究对抗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反对政治经济学者的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后者将文化边缘化为只是其他力量的效果。文化研究主张由下而上的意义接受和协商，这样可以赋予主体和亚文化群体以力量，使他们可以介入表意系统和政治斗争，从而改变社会。文化研究深刻地影响了传播学研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做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而作为大学人文学科的一支，传播政治经济学也以自己的历史谱系和理论主张与文化研究展开对话。在其早期，文化研究侧重媒体、教育及其他与英国工人阶级相关联的文化产业的研究，文化主义阶段的代表人物都遭遇过政治经济学。理查德·霍加特曾说明，战后政治经济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传统场所，分析消费资本主义如何摧毁了本真的工人阶级情感与态度。汤普森在探讨工人为争取生存与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生成传统、信念、思想以及自己的体制时讨论过政治经济学，基于对经济主义的警惕，汤普森整个地拒绝了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而是把经济和文化视为邻近的领域，它们相互辩证地影响着。威廉斯在《文化是普通的》一文中提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艺术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经济变化清楚而剧烈地影响着社会的有机体。威廉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文化实践还原为基础。虽然基础是决定性的，但它将影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实践必定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关，而不是与基础相关①。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区分了社会的四个相关系统：决定(政治)、维持(经济)、教育和学习、生殖和养育。他的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相反，拒绝把确定性归于任何一个系统，它们只在分析上是可分离的。但在后来的著作中，威廉斯对经济决定作用和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持矛盾态度。 英国文化研究缘起于跨学科研究，反对把文化抽离其社会政治语境的文化自治论，坚持文化必须在其产生和消费的社会关系和系统中考察，文化分析因此就必须联系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研究，比如霍尔把媒介生产过程视为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圆圈，考察媒介机构如何生产意义，意义如何流通，观众如何使用或解码文本以产生意义。随后理查兹·约翰逊提出与霍尔类似的文化研究模式，建构生产、文本和接受的圆圈，类似马克思的资本循环。这些模式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但在近期，随着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耦合，文化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似乎消失了，而是强调观众抵抗和消费愉悦。西方许多学者对文化研究的这一趋势发表了看法，并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担忧。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文化研究中强调大众文化的在地的(local)愉悦、消费和混杂身份的构造的文化民粹主义复制了后现代理论的从化约主义和宏大叙事的转向。凯尔纳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两种学术方法的冲突导致媒介传播领域的分裂，这种二分法再生产了学术劳动的分工，这一趋势开始于20世纪早期，自二战以来被强化，它延续了资本主义社会专门化和区分化(differentiation)的症候。大学也追随这种被某些理论家视为现代性本身的动力的专门化趋势。但这种趋势应为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应该克服学科的边界，应该联合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以及文化批评等方法，批评宰制，回应社会变迁②。凯尔纳说，忽视政治经济学减损了文化研究的学术力度，因为，媒介文本的构造及观众的接受深深地影响于生产和分配系统。文化的生产和分配发生在特别的经济系统中，这一系统由政府、经济、社会机构和实践所结构在文化和组织如媒介之中，文本分析因此通过考虑生产和政治经济学而得以丰富。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来自文学批评传统。之所以对政治经济学产生敌意，凯尔纳指出，是因为某些版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化约主义和经济主义③。化约主义把大众媒介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转播体系，这种立场在两次大战之间和20世纪50年代早期很流行。为了反对这种化约主义的局限，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社会学家强调文化领域的相对自治和特殊性，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读给文化研究的思维取向奠定了基调。 霍尔主张理论的开放性，反对教条化的封闭的立场，在其多主题的历史漫长的研究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占据着一个核心的位置。霍尔也认为经济决定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学很重要，但在他对当代大众媒介的研究中，这种观点没有明显的影响，它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他曾说：“所有权和控制的结构……对于解释意识形态范围构造的方式是一个必须的出发点(starting point)，它给予了表征的整个机器以基础性的方向，并阻止了新型的归类(grouping)、新的社会目的和新形式的控制进入文化的生产。”④但更主要的是，霍尔主张一种开放的、反化约主义(reductionist)的构架，一种可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即“无保证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三大局限：一是经济化约主义，即经济是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其他领域如政治和文化，自身并无历史和发展，而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在霍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只关注经济发展及其导致的阶级斗争，忽视了政治和文化领域。二是决定论，即是经济的客观发展及其阶级斗争，隐含在历史过程之中，决定了其他的一切。霍尔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这就使其无法分析当代的政治实践。三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马克思主义存在高度抽象的取向，试图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作为一个模式直接应用于当代现实。霍尔认为，我们需要面对当代的具体情景，检查其新颖的现象，查看其决定性因素及其客观条件。霍尔关注的是历史的特殊性、偶然性、文化的构造性功能和新的多元的社会秩序，他声称一直在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但从来不是古典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新的概念和解释以应对新的历史现实。在早期，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化约论的思想体系，不能对战后英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关系作出解释。到1990年代，霍尔从马克思主义转向福柯和拉克劳，主张多元化的权力关系中的局部抵抗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转换。葛兰西说，媒介是意识形态霸权构造的领域，阿尔都塞说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两种观点都对伯明翰学派有重大影响，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就限定在媒介的政治领域，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相对自治的，具有自己特殊的动力和独特的效果，声称“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发展文化和意识形态形式的理论，不必求助于经济主义或唯心主义”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