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穆斯林移民不断涌入、穆斯林人口持续飙升，西欧由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多元并存的异质性社会。“穆斯林问题”亦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和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西欧各国在处理穆斯林事务上各有差异，但在政策上采取同化策略已成为广泛共识和普遍趋势。①值得关注的是，以崇尚宽容精神、讲究自由放任而著称于世、一度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荷兰，近年也表现出明显的移民范式转换。也就是说，摈弃包容并蓄、善待差异的多元文化政策，转而实施严苛限制的同化政策。本文拟探究荷兰穆斯林移民问题产生与流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反思穆斯林融入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 穆斯林移民的存在与边缘化 穆斯林在荷兰的足迹可追溯至1879年，源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穆斯林定居海牙，直到二战爆发，其穆斯林人口不过几百人。其大幅增长肇始于战后不断涌入的移民浪潮。当时，穆斯林移民可分为“后殖民移民”(post-colonial immigration)、客工(guest worker)、家庭团聚(family reunification)、强迫移民(forced immigrant)四大类。“后殖民移民”始于1949年印尼及1975年苏里南独立，一批与殖民母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穆斯林移居殖民宗主国。客工移民起因于战后荷兰经济繁荣需要从事繁重工作的廉价劳工。1963年、1969年荷兰政府分别与土耳其、摩洛哥签署劳工招募协议。受石油危机、经济衰退影响，1974年荷兰终止客工计划并鼓励客工返回原籍，此举成效不彰反而刺激移民的滞留。随后实施的“家庭团聚”更使客工家眷蜂拥而至。“家庭团聚”政策标志着穆斯林与西欧国家关系性质的重要变化，客工由单身男性为主、暂时性的外来劳工骤变为以家庭为单元、永久性的移民；移民通过家庭的存在与社会发生广泛的接触与联系，不仅体现在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方面，还有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磨合与调适。②80年代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催生大批难民、政治避难者等“强迫移民”及非法移民的纷至沓来。在上述移民中，客工及家庭移民占据主体，其余两类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少。 移民运动一旦开始，就不可避免成为一股自行持续、路径依赖的社会潮流。③在四股移民浪潮的推动下，荷兰穆斯林人口大幅飙升、急速膨胀，由1971年约5.4万人陡升至1975年10.8万人、1980年达到22.5万人、1997年为57.32万人。据2006年荷兰国家统计局(CBS)数据显示，穆斯林人口已达85万，占总人口的5％，其中土耳其裔32.5万、占穆斯林总人口的38％，摩洛哥裔26万、占穆斯林总人口的31％。④2011年皮尤中心估算，荷兰的穆斯林人口已达到91.4万，占总人口的5.5％。鉴于穆斯林较高的出生率和不断涌入的移民，预计到2030年，穆斯林人口将增至136万，占总人口的7.8％。⑤尽管这些穆斯林移民已永久定居荷兰，构成荷兰社会的一部分，但迄今为止仍未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究其原因，首先是穆斯林的社会地位低下。第一代土裔、摩裔客工主要来自传统乡村，其教育、技能、语言等先天不足，大多从事肮脏、危险和不体面的工作，易受经济波动影响。因此，穆斯林失业率要比本地人高出2-3倍。2006年，本地人失业率为9％，而土、摩裔分别高达21％、27％。穆斯林妇女劳动参与率低，高度依赖社会福利。在社会福利依赖者中，移民占47％(1998年数据)，其中主要为穆斯林。穆斯林移民后代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多数仍未摆脱贫穷的命运。土、摩裔高中生辍学率分别高达35％、39％，监狱犯人中，移民占32％。比例偏高的失业率、社会福利依赖率、辍学率、犯罪率等社会问题严重妨碍穆斯林的社会融入；⑥其次，集中居住与社会隔离。穆斯林移民的先期抵达者往往扮演桥头堡的角色，继而亲朋好友鱼贯而至，构成以亲缘、地缘为特征的“链条移民”(chain migration)，形成了互助团结的人脉网络；移民习惯定居在大城市的少数族裔聚居区，集中居住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四个大都市，其中阿姆斯特丹半数人口为穆斯林，是全欧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语言或能力的不足，一些穆斯林习惯于自我隔离与边缘化，既没有和本地人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也没有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生活的隔都化(ghettoization)阻碍了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接触和交流；再次，穆斯林社群的碎片化。穆斯林远非一个同质性整体，它因循族群、语言、教派或政治倾向的断层线而四分五裂。在高度组织化的西欧社会，穆斯林的碎片化阻碍了穆斯林创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群组织，也妨碍了穆斯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对话，或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更遑论协同合作、选举政治代表、影响公共政策；⑦最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比库·派瑞克把穆斯林移民喻为“原型陌生者”(archetypal stranger)，意指穆斯林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上与西欧主流社会存在巨大落差。⑧本土民众对穆斯林父权家庭、性别歧视、买卖婚姻、内婚制、割礼、头巾面纱等传统习俗难以认同并严词抨击；保守的穆斯林对荷兰社会的妇女解放、同性恋、性开放等现代风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价值观冲突和文化障碍使穆斯林与主流社会之间形成一条泾渭分明、清晰可见的心理和情感边界，这无益于双方正常的接触交往与互谅互让。⑨ 需要指出的是，穆斯林移民在某些方面日渐进步：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掌握了荷兰语；更多的穆斯林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第二代穆斯林进入中高阶层和学术领域的比例和人数正在增加；穆斯林妇女生育年龄正缓慢延迟。⑩然而，穆斯林面临的最大挑战却是荷兰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排斥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穆斯林作为“他者”、“外来者”、“异邦人”(allochtons)的刻板印象，“黝黑皮肤、喧嚣粗俗、劳工下层、图谋不轨”的负面标签已然根深蒂固、难以消弭，即使土生土长的第二、三代穆斯林亦备受歧视和排挤。2006年欧盟“种族主义与排外监控中心”研究报告表明，从住房、就业机会、教育到文化习俗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穆斯林皆受到严重歧视。(11)阿亚汉·卡亚认为，伊斯兰平行社会在西欧内部的凸显，不是穆斯林保守落后的产物，而是对结构性排斥机制的反抗。(12)困难重重的社会流动、无法逾越的族群鸿沟、难以克服的社会歧视等问题进一步激发与强化了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和身份认同。许多穆斯林在《古兰经》寻觅慰藉，在清真寺找到归属，重新皈依为“再生穆斯林”(born-again Muslim)，并想象建构出一个全球化的、去疆域化的、超越族群和文化藩篱的“新乌玛”(neo-Ummah，伊斯兰社群)。新生代穆斯林更擅长利用伊斯兰话语和身份认同，使之成为争取认同和群体权利、激励政治动员的载体与动能。(13)据荷兰社会研究所(SCP)的调查，第二代穆斯林在宗教上变得日益虔诚，1998-2011年间参加清真寺礼拜的人数，摩裔从9％增至33％，土裔从23％升至35％，而经常参加礼拜的第二代穆斯林对“过去母国”的认同超过荷兰的国家认同；这些人更可能囿于其族群的小圈子，在对待妇女和同性恋等问题上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14)不言而喻，穆斯林“平行社会”的存在和伊斯兰认同彰显对荷兰国家认同、价值观及社会凝聚构成了严重挑战，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荷兰社会融入政策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