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2月穆巴拉克黯然下台到2012年6月穆尔西正式就职，埃及民众初步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政治权利，16个月里用于投票的时间多达29天，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然而到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的民众革命爆发两周年之际，曾经吸引民众走上街头的“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等革命诉求中，除了几乎等同于骚乱的自由外，其他诉求基本都没有实现。综观埃及最近两年多的民主政治建构，虽然主导政治过渡的军人集团权势过大，有着建立军政体制的强烈冲动和现实基础；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党派变得更具煽动性和世俗化，凭恃深厚的民众基础几度扩权和打压竞争对手，利用宗教力量掩饰执政能力的欠缺；经济长期停滞延缓了建设自由、开放和多元化社会的大好时机，但鉴于普通民众已经拥有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以下简称“穆兄会”)①两大势力间的制约抗衡客观上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社会分权要件。埃及从威权向民主的有特色政治重建前景值得期待，未来的埃及极有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世俗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 埃及的威权政治传统及其局限 1952年建立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践行特征鲜明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迄今60多年的政治发展，尤其是穆巴拉克总统的30年执政，就宛如一首“法老传统”的末世挽歌。 平心而论，无论是迄今仍被怀念的“正确独裁者”纳赛尔、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信士总统萨达特，还是被视为最后一位法老的穆巴拉克，都是具有超常个人品质并肩负民族国家历史使命的政治领袖。在执政早期，他们借助军队或政党等现代政治工具将其理想付诸实践并建立了某种秩序，其人格魅力和丰功伟绩吸引民众长期追随，也比较注意廉政、效率及革新，治下政府生机勃勃。 穆巴拉克在1975年被提拔为副总统主要是因为他的军功和忠诚，继任总统后释放重要政治犯，反腐倡廉，改善经济，被很多人视为锐意进取的改革者。②但统治者的雅量和强者的慈悲只能产生短期的“仁政”传说，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转入复杂琐碎的建设主题，威权政府曾经的革命特质逐渐消磨殆尽，领袖自己也往往被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所迷惑，不仅对变革的要求反应迟钝，把向民众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和背叛，通过压制舆论和民间组织来巩固统治；而且常常贪权恋栈，大搞个人崇拜，抛弃了最初的建国理想转而寻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乃至权力世袭。从谦和协商到独断专行，从完美英雄到罪恶之父，被判入狱的穆巴拉克虽然还算有比较清醒的历史认知，顺从民意激流而退，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埃及的血腥内斗，应该得到尊重和宽宥；但他其实还应该意识到，不是埃及“出卖”了他，而是他“贬低了埃及的国家尊严，让整个国家跪伏在自己脚下”。③由于威权政府“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了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④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屡次被清算，也确实有着很强的必然性。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于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等被民众赶下台甚或受辱而死的威权领袖而言，任期的限制其实是一种保护，既帮助威权领袖避免因绝对权力诱惑而导致的个人和家庭悲剧，更帮助整个国家和民族避免发生全局性的政治悲剧。穆巴拉克如果在1993年急流勇退就是一位伟大总统，但恋栈到2011年才无奈辞职就是一个悲剧。他未来一段时期内留给人们的最深刻记忆，恐怕更多的是肮脏的政治交易、残暴的镇压以及迅速结束其统治的大规模群众示威。⑤埃及最受欢迎的电视布道者穆罕默德·沙拉维在1995年曾这样告诫穆巴拉克：“如果你是我们的命运，愿安拉赐你成功；如果我们是你的命运，但愿真主帮你承受。”⑥ 从根本上说，天真烂漫的懵懂孩童仅仅是单纯，将接近蒙昧状态的素朴神圣化和浪漫化是站不住脚的。成熟的公民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真正成熟持久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只能是抵制诱惑的坚定、历经风雨的收获以及饱经沧桑的积淀。世界范围内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大多曲折，埃及的民主政治建设注定也不会一帆风顺。穆巴拉克时代高压下的稳定和秩序在未来的某段时间可能会被怀念，例如2013年3月在开罗东北部纳赛尔城的数千人集会就高调怀念法老时代的肉锅，呼吁埃及军方接管国家和整治社会秩序，但那本质上类似于中国古人的追慕尧舜，更多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而不是希望回到过去。 后威权时代埃及的民主政治实践 作为迄今最不坏的利益博弈框架，民主从来都不是空洞的政治术语。为了给利益冲突方提供一个安全博弈的平台，它在形式上必须同时包括选民的投票自由和候选人的充分竞争，在内容上确保选民对作为其代理人的政党的充分选择权。以此观之，埃及在后威权时代的民主政治建构确实进展明显。首先，在埃及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中，各派势力长期被压制的能量由此得到急剧释放。为了能够在新权力体系中得到认可而不断地碰撞交汇重组，各派力量不愿妥协，不够理性，缺乏包容和契约精神，随时准备否定对手和推翻于己不利的选举结果，也随时准备修改宪法或者制定新宪法。上述情势虽然加剧了原有社会关系的解组，整个社会没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但至少在短期内，这种略显矫枉过正的激进却有助于消除厚实的威权政治坚冰，有助于探索适合埃及社会的发展道路。其次，借助中东变局营造的大环境，埃及民众5000多年来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自己选择，自己负责，真正当家作主。威力所及，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开始通过主动地改变自己，以期迎合民意。在2012年6月29日开罗解放广场举行的象征性就职仪式上，候任总统穆尔西向支持者大声疾呼：“你们是权威，凌驾一切的权威。你们是保护人，谁不向你们寻求保护谁就是蠢货!……人民是权力的源泉，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⑦2012年12月，面对因为穆尔西总统大举扩权而引发的大规模全国性冲突，埃及军方维持着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时相似的态度，宣称将永远站在伟大的埃及人民一边，选择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不站边”基本立场，以秩序维持者的身份制止街头暴力，支持全民对话和民主进程，发誓保护公共机构和无辜平民，呼吁敌对政治派系通过对话化解冲突，不要将埃及引入“黑暗隧道”，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