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兰地图的报复

      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新著《地理的报复：地图告诉我们即将到来的冲突以及命运抗争》(The Revenge of Geography：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2012)。

      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着一个问题。他所统治的国土容易受到外界的入侵。俄罗斯辽阔的茫茫草原从欧洲一直延伸到远东，几乎没有山脉、海洋或大片森林阻碍军队或部落的入侵，全国上下都因此备受困扰，因为需要控制领土作为抵制入侵的手段。普京也存在这样的困扰，因为事实上他必须领导这个处处暴露在外的国家。

      这种执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的俄罗斯人(基辅俄罗斯人)从9世纪起就这样做，直到13世纪中叶被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孙子消灭。中世纪俄国无情的帝国主义者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及其继任者鲍里斯·戈多诺夫(Boris Godunov)也这样做，直到17世纪早期屈服于入侵的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哥萨克人。罗曼诺夫王朝在300年统治期间也这样做，进行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领土征服，直到一次大战后在可怕的崩溃中领土缩小。在18世纪中叶叶卡捷琳娜大帝出现之前，俄罗斯的面积收缩到了最小的程度。

      难怪普京也应该为领土统治而担忧。然而，许多西方人认为他应该抵制这种国家怀旧感的复苏，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向东扩张的做法，集中精力完善政府结构使其变得越来越像西方。

      卡普兰那里不会看到这种情绪。卡普兰是世界环游记者，也是一位智者，他的14本书构成了阐述和分析后冷战世界的基石。他在最新出版的书里抛弃了最近弥散于全球发展公共话语中的许多伪善之言，并得出一个基本现实：地理今天仍然是推动世界事件发展的最强大力量之一，而且历来如此。

       斯特拉特福德的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家卡普兰写道：“地理是人类历史本身的背景——一国地理位置是定义自己的首要事物，甚至超过治理哲学。”事实上，卡普兰认为一国的地理位置往往影响其治理哲学。他引用历史学家帕特里克·马奇(G.Patrick March)的话说，俄罗斯领土上的弱点使该国“对暴政更宽容”。而另一方面卡普兰又写道，英国“边境安全，面向海洋，可以比邻国更早形成一种民主制度”。

      卡普兰对他的无情现实主义将会引发争议并没有产生错觉。他写道：“地图是对实现人类平等和统一观念的障碍，因为它提醒我们地球上的不同环境使人类在许多方面变得极不平等和处于分裂状态，并引发了现实主义所说的冲突。”

      其实早在出版前，卡普兰的书已经激起了《出版家周刊》的愤怒，一位匿名评论员称此书是一种“过度紧张的地图运动”，主要是“分散而不负责任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学片段”以及“一堆空洞而反复的隐喻”。卡普兰的“无情现实主义”，这位评论员写道，就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过时世界观的再现”。

      卡普兰本人比对他的评论显得更平衡和更有前瞻性，他找到了这种指责的根源。他指出，冷战的结束蒙蔽了很多西方思想家，使他们看不到许多世界上的严酷现实。他写道：“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德国人为边界的被拆除使人假设所有的人类分离都是可以克服的；民主将会同征服东欧一样很容易地征服非洲和中东；全球化——不久将成为一个时髦词——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种道德方向和一种国际安全体系，而不是它的实际面貌，仅仅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现实主义”由此就成了一个贬义词，因为美国的普遍主义认为美国的军力就是“看不见的手，让普遍主义理念比地理和人的生活历史体验更重要”。伟大的历史教训就是“慕尼黑”——一定要在世界各地像希特勒那样的邪恶力量威胁全球稳定和肆虐无辜民众之前将其灭杀。这种想法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干预，以及后来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

      卡普兰写道，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临重重困难，这就催生了一个反干预的知识群体，体现在重现类似“越南”的想法——世界各地的种族和宗派仇恨不单是国家实现宗教愿望的障碍，它还警告美国的国外冒险可能会成为失败者的游戏。在卡普兰看来，伊拉克“破坏了某些人思维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力量的投入总会产生一种道德结果”。

      因此，在慕尼黑信徒和越南信徒之间便发生了剧烈的辩论。卡普兰将他的书作为平衡两者的一种努力。他写道：“越南是主张限制；慕尼黑是主张克服限制。”这两种想法，他补充说，可能对自己都很危险：只有两者达到平衡时，才最有可能出现正确的政策。明智的决策者一方面意识到本国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懂得政治家的领导艺术应体现在尽可能地贴近边界，但不超越边界。

      对卡普兰来说，地理为理解直接影响人类活动的压力、实力、热情和兴趣——从而为理解边界的直接位置提供了指导。为了挖掘经验教训，卡普兰从上世纪伟大的地缘政治思想家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篇理智的旅行见闻录，其中的分析被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讨论因素，不会因为今天《出版家周刊》的苛刻而被驳倒。

      因此，卡普兰援引二战早期伟大的荷兰籍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J.Spykman)的话说，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时期的美国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时期的美国虽然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大西洋仍然将欧洲和美国隔开，圣劳伦斯河仍然在冬季被冰封”。亚历山大一世和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时代统治俄罗斯，但两者都“为争取国家的入海通道而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在凯撒的高卢(Caesar's Gallic)冒险2000年后，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和安德烈·马其诺(Andre Maginot)也陷入了对“开放的德国边境的焦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