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508(2013)01-0007-08 南亚的恐怖主义问题极为严重，被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和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前沿地区。事实表明，南亚地区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要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南亚的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度冠全球之首。其中，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均为恐怖主义威胁尤为严重的南亚地区国家。①恐怖主义在南亚地区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有若干重要的历史诱因影响了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其中既有地区内部的因素，也有跨地区和国际范围的因素。今天该地区存在的严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挑战，均可从这些因素中找到渊源。但需要首先说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至今仍缺乏普遍接受的标准和确切定义，多从性质、特征、活动方式及实施手段等方面对其加以辨别。本文承认这一认知局限，因此不涉及对恐怖主义概念的辨析和论证，仅通过现象探讨当代南亚恐怖主义的起源与主要诱发因素。 一、伊斯兰化与“伊斯兰革命” 从较近的历史渊源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与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其后阶段以伊斯兰“圣战”为招牌的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并成为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挑战和暴力武装活动日益严峻的助推器。 1978年12月2日，以政变上台的巴军事领导人齐亚·哈克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在巴基斯坦实行伊斯兰教法，强调必须“纯洁和净化巴基斯坦”，使它成为一个强硬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坚固堡垒。②哈克试图使国家的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与伊斯兰教的教法、价值观和传统相符，要求巴基斯坦人按传统伊斯兰教主张的方式生活。哈克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清除非伊斯兰教的社会习俗。③重大举措包括建立伊斯兰议会(苏拉)和伊斯兰法院并赋予其极大的职权。伊斯兰议会的大多数成员为宗教学者和神职人员(毛拉)，它取代了国民议会而成为国家的实际最高立法和咨询机构以及总统的顾问班子。伊斯兰法院由乌尔玛(拥有权威地位的宗教学者)组成，依据《古兰经》和《逊奈》(圣训)的教义对法律案例进行判决，负责监督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事宜，确保符合伊斯兰思想和教规，甚至有权裁决政府的执法是否合乎伊斯兰教规。向各级法院的上诉必须递交伊斯兰法庭听证，任何亵渎先知的行为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④在经济领域，巴政府在1980年6月颁布了“扎卡特”法令(Zakat)和“乌萨尔”(Ushr)法令(也称“天课税法令”)，宣布对国家的经济制度实行伊斯兰化。这些法令针对所有穆斯林个人和伊斯兰教组织、协会和机构，但什叶派等少数派穆斯林因激烈抗议而被排除在外。⑤ 在社会文化领域，新闻媒体成为伊斯兰化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目标。政府要求电视和广播一律用阿拉伯语播报新闻，女性主持人出现时必须遮面，祷告钟声定时在广播和电视上反复播放，提醒祈祷的时间。作为伊斯兰化在教育方面的体现，政府要求国民必须学习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语，大学本科以上无论何种专业必修巴基斯坦研究和伊斯兰研究。巴基斯坦研究和伊斯兰教研究成为必修课。此外，政府提高了宗教导师在军队中的地位，以便吸引来自大学或宗教机构的高素质人才到军队担任教职。随着政府公开出面极力推崇伊斯兰学术，清真寺的数量有增无减。法令禁止人们斋月在公开场合饮食，一旦违反条规将被判以3个月的监禁和500卢比的罚金。哈克政府还在巴基斯坦首次引入“哈杜德”(Hadood)法令，规定依据《古兰经》和《逊奈》对饮酒、偷盗、通奸和鸡奸等行为加以惩罚。 齐亚·哈克的国家伊斯兰化政策广受争议，也导致教派暴力在巴国内频繁爆发，保守派宗教领导人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在大众中广泛散播针对非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人口的不宽容教派思想。巴国内的哈拉菲派、什叶派穆斯林等少数教派在其执政期间受到歧视和非人道迫害。与此同时，由于强调不宽容，巴基斯坦与许多非穆斯林国家的矛盾愈演愈烈。后来的事实证明，哈克在执政期间重新阐释和推动伊斯兰教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导致原教旨主义在巴基斯坦迅速升腾的重要因素，为后来教派极端主义和武装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伊斯兰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巴国内滋生蔓延的教派主义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重要背景线索。 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相比，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影响当代南亚恐怖主义的重要外部激励因素。1979年2月，由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这场带有强烈宗教和政治色彩的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整个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格局。霍梅尼宣称，西方并非是进步的象征，西方文化是一种瘟疫或麻醉品，必须加以根除，只有伊斯兰教才是第三世界摆脱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压迫的真正解放者。在社会政治领域，霍梅尼提出“法理学家监护”(velayat-e faqih)的观念，强调无论政府还是穆斯林个人都需要接受伊斯兰教法理学家的“监护”，由后者治理和监督国家；这种“监护”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祈祷和斋戒，它能确保伊斯兰教不背离传统教法，并消除贫穷、不公正和外国“异教徒”对穆斯林土地的掠夺。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