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性即知识”这一命题所引发的“德性究竟是不是知识?”这一问题,是伦理学乃至整个哲学至今尚未了结的一桩公案。从理论方面讲,这是在问“德性究竟是什么”、“德性是不是天生的”、“德性是‘一’还是‘多’”等问题;而从实践方面讲,这关乎“德性究竟如何获得”、“德性是否可教”以及“德性根植于何处”等现实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核心问题所延展的问题簇还包括“什么是知识”、“恶即无知”、“不能自制是否存在”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此看来,这一问题及其延伸的问题簇异常复杂。在西方哲学思想的演进中,“苏格拉底”①首次明确提出这些问题,然而,他并未对核心问题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亚里士多德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对核心问题及其问题簇都做出了相互融贯的回答,而这同时恰恰暴露出亚氏德性论的根底所在。本文将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德性即知识”这一“苏格拉底”问题的应答,试图进一步追问:德性之根扎在何处? 一、德性即知识?——“苏格拉底”的吊诡 “苏格拉底”在两篇对话——《美诺篇》与《普罗泰格拉篇》②——里集中讨论“德性即知识”这一主题。吊诡的是,在这两篇对话中,他都得出了前后矛盾的结论。 《美诺篇》以美诺有关德性的提问开始:“苏格拉底,请你告诉我,德性可教吗?抑或是它不可教而是实践的结果?抑或它既不可教又不能由实践获得,而是天生就有的或是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③(70a)“苏格拉底”接着以他一贯的方式承认自己对“什么是德性”一无所知,因而也不能回答这一系列相关问题。不过美诺随后列举出的各种各样的具体德性还是被“苏格拉底”否决,因为后者声称他们要寻求的是作为“一”的德性。美诺于是引用了诗人对德性的定义:“欲求高贵(καλοισι)之物并有能力获得它”(77b)。“苏格拉底”首先指出了这个定义的一个漏洞:高贵之物并不等同于善好(αγαθων)之物,因而对高贵之物的欲求也可能是对恶劣(κακων)之物的欲求。问题是,有人明知一种东西是恶劣的,还去欲求它吗?“苏格拉底”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原因是恶劣之物对欲求者自身是有害的。没人会明知一个东西对自己有害还去欲求它。“那些欲求恶劣之物的人是不知其为恶劣,他们是在欲求自己认为善好而实际上却恶劣的东西”(77e)。这便是“德性即知识”的反题:“恶即无知”。即使以善好之物取代高贵之物,德性的定义仍有问题,因为可以不择手段地获取善好之物,如此便不是真正的善好。因而必须加上“正义地”欲求和获取善好之物。由此看来,知识与正义便是贯穿全部德性的因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成功地找到了德性的定义。 接下来“苏格拉底”思路一转,试图运用其“回忆说”表明知识是可以通过回忆得知即可教的④,并成功地通过一个小奴隶的演示证明了其回忆说。如果德性是一种知识,那么它显然便是可教的。苏格拉底通过下述方式判定德性到底是不是知识:“如果有善好的东西是与知识分离的,那么德性就不是知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善好之物不是知识所能涵盖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德性是一种知识(επιστημη)”(87d)。通过检验几种典型的善好或德性,苏格拉底得出,有益的德性一定是明智的。因而“德性是明智(
ρονησιν),是明智的全部或部分”(89a)。由于“苏格拉底”几乎无区分地使用“明智”与“知识”,进而可以得出“德性即知识”的命题。由此自然推出,德性是可教的。至此似乎可以结束论证了,然而,“苏格拉底”又转而对“德性即知识”的命题产生了疑惑。因为如果德性是知识,即是可教的,那么必定会有传授德性的教师和习得德性的学生。智者们声称自己能够传授德性,然而,这一说法遭到在场政治领袖阿尼图斯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智者们是在毒害青少年而非传授德性。阿尼图斯倾向于认为政治领袖可以传授德性,可“苏格拉底”通过列举事实表明,当时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没一个能把他的德性传授给他们的后代。由此苏格拉底得出“德性是不可教的”(94e),因而“也就不再是知识了”(99a)。这个结论与前面得出的“德性即知识”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苏格拉底”还是认为德性可以成为与知识几乎同样有用但稍欠恒定性的正确意见(ορθη δοξα),这种正确意见也可被政治领袖具有,由于拥有这些能力的人自己也说不清其所以然,因而只能被认为是通过神的赐予而拥有的⑤。苏格拉底最后总结道:“德性既非天生也非传授,而是作为神赐的礼物拥有,只是受赐的人却不自知”(100a)。 由上面对《美诺篇》要点的简述可看到,它主要关注的主题是:德性是如何获得的。其中只是非主题性地涉及“德性即知识”、“恶即无知”以及“德性是‘一’”等相关问题。也就是说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并不充分。比如对于“德性即知识”而言,所论证的也仅仅是德性离开知识(或明智)便不成其为德性。其中并未有效论证的是:有了知识必定会有德性。这也势必导致对“德性即知识”这一命题的怀疑,而最终的结论似乎也支持了这种怀疑。开篇所提出的获得德性的几种可能方式:“天生”、“传授”以及“实践”在对话的结尾都被排除,最后却比较突兀地提出德性源于神赐。另外,德性通过天生与传授获得在“回忆说”中都得到讨论,唯独通过实践活动获得在后文中一直没有涉及。而在《理想国》中,具有政治家天赋的人必须经过多年的实践活动才能担任职务(540a)。这是否意味着实践在德性的获得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