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上，胡丘陵是以一个非常特殊的诗人身份出场的，说他特殊，不是因为他身兼地方行政官员职务(也有一定关系)，而是因为甫一出道就被贴上了“后政治抒情诗”的标签。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因为对于不了解他的人来说，若非亲自阅读，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时空倒转的错觉，甚至是敏感的反应和误解，恐怕于他的作品评价和将来的持续创作不利。但诗人并不因此而感到紧张，有意去避讳这个限定性称谓，可见他面对外界评论是很坦然的，毕竟作家写作与评论家批评是两码事，它们之间最好的对话途径也应该保持采取各自最擅长的方式。再说，在目前诗学领域所能找到的能指词汇中，“后政治抒情诗”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更能体现诗歌传统的承续性、更能取得学界认同的涵定，尽管富有争议，但以“后”称之却使之具有了某种向上生长的可能性。不妨姑且从之。不过，从胡丘陵创作的《拂拭岁月：1949-2009》、《2001年，9月11日》、《长征》、《2008，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代表诗作来看，他所关怀的内容、抒发的情感和表达的主题远远超出了“政治”的边界，他尤其善于处理影响历史进程和社会进步的大事件、大题材、大场景，以一个当代诗人特有的视觉穿越时空，漫步于沧桑的巨石阵，发掘文明的废墟，撩拨尘封的琴弦，重温遥远的或并不遥远的过去，运用诗意的描述语言，以动辄百千行的长诗形式，复现了正在被湮没漫灭的史实，接通了行将断裂的精神文化血脉，道出了震颤心灵的人性隐秘，视界宽广，情怀博大，气度恢宏，显示了诗人驾驭长诗的独特功力，同时也能够见出诗人有意无意中构筑“大诗”的努力趋向。 一、“大诗”概念的提出及分歧 新时期以来，鉴于国内诗坛的混乱状况、对未来诗歌前途的忧虑以及企图超越已有诗歌资源和个人创作追求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诗人、诗评家或诗学学者开始有意倡导“大诗”写作和“大诗歌”理念。据考察，海子是“大诗”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践行者。在他那里，只有“大诗”才是真正的诗歌。他说：“诗有两种：纯诗(小诗)和唯一的真诗(大诗)，还有一些诗意状态。”①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他顺手拈出了四个争议性的诗学术语。海子心目中的“大诗”(或“伟大的诗歌”)至少具备结构形式和思想主题两方面的规范，即须是“长诗”，以及内在精神主体的宏阔张扬。“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又说，“还有更高一级的创造性诗歌——这是一种诗歌总集性质的东西——与其称之为伟大的诗歌，不如称之为伟大的人类精神——这是人类形象中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②后者作为人类宗教和精神的高峰超乎于审美的艺术成就之上，是“伟大诗歌”的宇宙性背景。于是，太阳成为海子心属的恒久意象就不奇怪了。遗憾的是，如同飞蛾扑火，夸父逐日，面对着太阳的奔跑和主体向着实体的无限接近，结果必然是无情的幻灭，蹈入的也只是一场虚空。导向形而上的海子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没能完成那样惊世骇俗、可做样本的诗篇。相对来说，西部诗人昌耀以其占有的地理优势，对大地踏踏实实的厚爱，放弃自我的受难牺牲的精神，向我们展示了雄性的温柔，阳刚的妩媚，大人的童心，在通往“大诗”的道路上形成了“欲其浑厚”(姜夔《白石诗话》)的气象，升到了更加靠近天空的高原的海拔。 对于“大诗”的理解未必一定以海子为尊，有人在提出“大诗歌”理念的时候就选择了海子并不认同的另一极。所谓的大诗歌理念“基本内涵有二：一，确立诗歌的最高审美理想为对于纯诗美的无限追求；二，确立诗歌的最大外延为对于中外古今一切诗歌的极限包容。”在这样的诗歌理念关照之下，“好诗的标准非常简单：愈接近纯诗愈美好。”③这里强调的是基于个体生命的诗心孤诣，诗美空间的精巧营构，以及超越日常语言的创造，并不仅仅以形式上的长度和思想的高度为标准。就像论者与海子对待“纯诗”的态度不同一样，这里涉及到中外诗歌界对于“纯诗”的阐发，比较复杂，用于对“大诗”核心内涵的指示确有商榷之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就以诗论形式探讨“大诗”的可能性，并指出其特征有四：(一)具有时代主体精神；(二)关注民生疾苦，勇于为大众代言；(三)具有生命哲学和宗教的深奥；(四)开创一种风气的艺术体式。④这种观点强调重视诗歌与时代社会的关系、诗歌功能、诗歌审美及文学主体性、形式创新等方面，然而符合上述要求的诗歌纵然堪称完美，无可指摘，但是在众声喧哗的年代，这种企图熔铸时代主旋律和高度文学性为一体的诗美追求无疑是一种奢望，只是一种诗歌理想而已。作者所钦定为“大诗”的作品如惠特曼《草叶集》、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但丁《神曲》以及台湾诗人痖弦的诗歌，也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 分歧的存在意味着诗学界远没有达成共识，诗人们各行其是，各有各的理解和创作试验。当然，文学不能只有一个单向，也必然有着多重维度，同声歌唱已不可能。“大诗”也不是诗歌写作的唯一标准。写作题材是一回事，表达方式是一回事，艺术风格又是一回事。不过有一点确定无疑，即人们对于诗歌乃至所有文学真谛的追索，其目的是为了寻找最好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可谓殊途同归。我们只能说，某些有着自觉艺术追求的诗人在写作过程中有着较为明显的“大诗”意识，并创作出了具有“大诗”品格的作品。从形式、内容、主题及艺术特色等方面来考察，胡丘陵的长诗就是如此，也必将在复杂的诗学背景中凸显其价值和意义。 二、历史与现实的交感、审思 胡丘陵没有赋予自己的作品“大诗”这样狂妄的指认，但是他在某些表现领域的坚守、持之以恒的写作为我们呈现出了在前人基础上重新定义“大诗”的一种可能，或者是一种可行性的创作路径。从他选择的书写对象或表现的题材来看，诸如“长征”、“9·11”、“汶川大地震”等，都是宏大主题或震撼性事件，它们浓缩成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深刻影响着人们至今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将来也会留下一道难以抹平的刻痕。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历史感和当代感皆不可或缺，通过对缘系当下的历史事件或正在成为历史的事件进行检视、叩问，唤起人们的关注与审思，能够让我们找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胡丘陵诗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历史写真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既富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同时在叙说抒情吟咏之间走向未来，给人以深远的启示。因此，胡丘陵的诗歌有着思接千载、熔炼古今的行文风格，描摹的事物、场景，反映的历史事件、社会内容，传达的思想情感、主题意义，与真正的诗美空间达成了高度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