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

      偶然得到了一本很特别的书——《〈红岩〉与我——我的编涯甘苦》(张羽著，铁凤整理)。此书厚达247页，前有邵燕祥等三人写的序，装帧设计完全是一本书的模样，却无出版社、出版日期和书号等信息。看样子，应该是整理者自费印刷的读物。书的后面有铁凤于2008年6月写的“整理者后记”，开篇即是如下文字：“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有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钱振文先生，因写博士学位论文，要调查《红岩》的成书过程。……幸好钱振文通过某个渠道，知道《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妻子我还活着，而且也正在调查《红岩》的知情人，就找到了我的门上。我听说他要研究《红岩》，非常高兴，立即向他提供了张羽保存的所有材料，包括中青社书稿档案的复印件、抄录件、张羽的日记、来往书信、他和其他人发表的有关文章等等，总之是未加整理的全部材料，整整一大格书柜，毫无保留。这些材料我自己当时尚未来得及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红岩》，能把《红岩》的真实历史写出来，公诸于世。钱振文在中青社的招待所(就在我住的楼旁)租了一间房间，白天黑夜在我家查阅、摘录了一个星期的材料。后来，他又去重庆、成都等地作了一番调查，完成了论文，题为《〈红岩〉与当代文学的生产》。”(P223-224)

      这段文字让我想起了钱振文已经出版的那篇博士论文：《〈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仅标页码)。此书我先后读过两遍，之所以一读再读，原因之一是我从这本书的研究路径和写法中联想到一些问题。比如，面对“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类的“红色经典”，我们该如何下手进行研究？是延续传统的文学研究思路还是走文化研究之路？如果要对它们做文化研究，究竟该怎样下手？

      这些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隐含在钱振文的这本书中，我就从这本书谈起吧。

      钱振文是在《红岩》的研究困境中展开自己的研究的。曾几何时，《红岩》小说大红大紫，有学者认为，《红岩》的发行量早已突破了1000万大关，“这一天文数字的发行量，不仅在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绝无仅有，很可能还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的最高记录”①。而据钱振文研究，1990年代以来，《红岩》却被人冷落了，像样的研究少之又少。当钱振文进入这个选题时，他所面对的就是这种非常尴尬的研究格局。

      或许正是这种尴尬催生了他的问题意识：为什么《红岩》曾被热捧而后来却遭冷遇？如果它是经典则意味着常读常新，但为什么五六十年代的这种经典失去了“可读入性”？作家之所以是作家，首先意味着他们从事的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创作”，但《红岩》从最初的讲述到最后的小说，除罗广斌、杨益言两位署名作者外，还有那么多人参与了它的生产过程，这能算严格意义的创作吗？如果它不算做文学创作只能定性为文学生产，它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样的生产具有某种典型性吗？而面对这种文学生产，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动用文学研究的传统思路单单对它做文本分析？如果作为有缺陷的文本它已失去了某种解读价值，那么最适合它的研究路径究竟是什么？

      据我猜想，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写作之初一定对作者构成了某种刺激，而刺激的结果是让他形成了一种正确的选择——做文化研究。从作者借用的理论资源(如英国文化研究者霍尔的“接合”理论等)、使用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是民族志，后面详述)、关注的研究层面(文学生产与消费)等方面看，我觉得他就是在做文化研究。我甚至还可以说，或许不是作者选择了文化研究来面对《红岩》，而是《红岩》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等等召唤着作者只能如此选择，因为张承志曾经说过：“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所拥有的形式之中。”②而今天再来研究《红岩》，很可能只有这种做法才能逼近问题的本质。

      于是围绕《红岩》，我们看到了钱振文那种掰开了揉碎式的梳理和分析。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红岩》就是那部长篇小说，但是在钱振文看来，小说只是文学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他要呈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种种“前文本”(如杨益言的“私人写作”《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集体写作”《圣洁的血花》等)的讲述是如何一步步被规范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种种口头讲述活动(如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1950-1956年做报告达数百次之多)如何与书面写作相互渗透，又为受众后来的阅读活动做了先期铺垫；种种被组织的写作活动如何突破了文体底线而抛弃了“审美成规”，结果“有用或无用”的“事实成规”逻辑便统摄了全部写作(如名为报告文学或革命回忆录，但虚构的小说笔法却进入到写作之中)。而从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到长篇小说《红岩》，其中的“过程”也触目惊心——“大跃进”带来的机遇，党组织对小说写作的介入，马识途的意见，沙汀的慧眼，“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中青社作为重点稿的投入，责任编辑张羽对《红岩》的修改和加工等等，它们构成了小说生产过程的一道道程序和一个个环节。“十七年”革命文学的生产过程我们可能也有所耳闻，但如此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却并不多见。在文学生产的层面，我们甚至可以说作者把文化研究做到了纤毫毕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