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2-0028-08 如果说在革命伦理的规训和管理之下，1950-19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无性时代”，当代文学身体叙事中矗立的是“无性的身体”，那么，1990年代以来在消费主义文化宰制下的中国，几乎可以称作是欲望主义的“性泛滥时代”。与1950-1970年代“谈性色变”的文化语境截然不同，1990年代以来，不论是在公共话语还是在私人话语中，性都是人们言说的绝对聚焦点。从五四新文学将性叙述纳入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以来，还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学性叙述像现在这般喧哗，像现在这般狂欢，像现在这般虚无。1990年代以来活跃在性叙述行列中的作家，除了钟情于都市生活的1960-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还有一批执着于乡土写作的1950年代出生的中年作家，如贾平凹、陈忠实。贾平凹的《废都》为深陷在消费文化的“废都”、而且被消费文化“废掉”政治话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说男性文化英雄量身打造了性神话；陈忠实的《白鹿原》为践行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人君子在“白鹿原”上建造了一座性道德丰碑。与1960-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相比，性在他们笔下牵连着更多的历史与现实，绝不是单纯的谋取快感消费品，而是历史与文化的多重象喻。不过，他们的作品也沾染消费文化时代的性狂欢印记，其笔下的性叙述也透露着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 一、“废都”里溃败的性神话 1993年中国文化界最为轰动的事件就是贾平凹《废都》的出版与被禁。7月份《废都》公开出版，首印50万册，另有6家出版社以“租版型”的方式同时印刷，每家印数超过10万册。3个月后《废都》被查禁，直到2009年解禁，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公开排版发行。在经济开放、消费文化初成气候的1990年代，《废都》不仅在销量上创造了记录，而且在评论界也创造了记录，“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写了评论文章，很快就结集成七八十万字的《废都大评》”①。在中国出版史和传播史上，《废都》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废都》从出版伊始就经常被评论者和出版商比作当代《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沉沦》，中国的《查泰莱夫人》、《洛丽塔》，这种比附不论是艺术评判还是商业炒作，都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废都》是一部具有独特而大胆的性描写的作品，在中国文学性叙述史上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当然，贾平凹的写作初衷绝不仅止于此。《废都》的创作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1980年代刚刚建立起来的以精英文化、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核心目标和价值体系正在迅速走向瓦解，市场经济风生水起，而人的理想、道德、信念遭受围困，作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贾平凹感同身受着时代的浮躁焦灼、困惑无奈、苦闷迷惘、痛苦伤感。贾平凹曾这样解释《废都》写作对于他自己的意义与价值：“这本书于我不仅是个生命体验的问题，已是一段生命”，是“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止心慌”的书②。作为一部带有自我生命体验色彩的小说，《废都》以粗放的笔调描绘生活在废都——西京以庄之蝶为主的四大文化闲人在浮躁喧嚣的时代精神围困之下走向放纵、堕落、失败甚至死亡的过程，写出了世纪末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史。“《废都》中其实包涵了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在社会巨变时期，对种种社会失范、道德失范以及集体虚泛风气的深刻反映与认真反省。但吊诡的是，《废都》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强化了这种虚泛。”③尤其是在性已经成为市场卖点的时代，贾平凹选择用性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来构建他的文化“废都”，这一举措窄化作品的主题内蕴，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深度。“在以性为表征的操作中，原本可能的冲击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强化，并在某种意义上延续和发展了这种失范和虚泛。”④其实，《废都》不仅按照现代商业运作规则精心打造的出场方式影响或者说遮蔽了作品的象征意蕴、整体意义，而且《废都》的性叙述本身也缺乏现代意识和现代理念。《废都》喧嚣一时的性书写并没有为中国文学性叙述提供新的思想资源与美学意义。 其一，将女性客体化的男性性神话。在《废都》的四大闲人中，由“庄生梦蝶”而命名的作家庄之蝶无疑是作家最为同情、理解的人物，在他身上安放着作家更多的心理、文化、身份的认同。因而，庄之蝶性爱体验与想象传达是作家对现实与人生的理解与期待。作为蜚声文坛的一代名作家，庄之蝶在1980年代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被社会视作文化英雄、社会精英，占据了社会主导性话语权，不仅受到普通民众顶礼膜拜，甚至受到社会政要、权贵、暴发户的追捧。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之下，庄之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不仅丧失了外功，在社会上被人任意摆弄、作弄、利用、欺骗，而且也丧失了内力，失去写作能力和夫妻之间正常性交往能力。庄之蝶是继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塑造的章永璘之后又一个著名的去势知识分子形象。前者的去势发生在知识分子被当作社会异类遭排斥的文化专制年代；后者的去势发生在知识分子再度遭遇边缘化的消费文化时代。由此可见，男性知识分子身体的去势与否时常与其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身体去势是精神去势的象征或隐喻。落难书生与民女互救是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中的一支，是倍受封建专制王权压抑的中国文人自造的心灵抚慰剂，也是他们的自恋与假想。新时期之初，章永璘在民女黄香久的爱抚下修复了性能力，之后却迅速逃离女性身体诱惑，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奔向了“兼济天下”之路。而今在市场经济时代中，昔日文化英雄再次被遗忘和冷落了，“落难书生”庄之蝶又奔向了家庭以外出身卑微的女性，在女性身体上建立他的社会主体地位，体验自我存在价值。与中途转向的章永璘不同，庄之蝶一路狂奔到底，直到身体中风。在社会公共话语领域丧失了话语权的庄之蝶却在女性那里找回了权威与尊严，获得了肯定与崇拜。唐宛儿、阿灿、柳月，一个又一个美艳风骚的女性带着无比的渴慕之情拜倒在庄之蝶的声望之下，她们不仅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身体和心灵，而且绝不向庄之蝶索取任何世俗利益。庄之蝶不仅在这些女人身上恢复了自己的性能力，找回做男人的感觉，再次收获了巨大的权力感、满足感、成就感，而且展现了强大的性征服能力，让女性心悦诚服，满心欢喜地庆幸自己获得了新生，甚至连庄之蝶丧失了的写作创造力也在女性身体上神奇地得到恢复与施展。庄之蝶用他强力无比的性能量唤醒与拯救了一个个绝望的女性。在迷乱的性世界里，庄之蝶始终也没有放弃男性主体性根基，以造物主的姿态屹立在两性关系的世界里，时常让女性主动出来对他歌功颂德、感激涕零。不仅唐宛儿、阿灿、柳月这些“良家妇女”勇于献身，而且以肉身交易为职业的妓女也甘愿不计报酬奉献肉体。每一个与庄之蝶发生关系的女性都会产生犹如被君王宠幸的幸福感、自豪感。庄之蝶这个在消费文化时代的社会现实中节节败退的文化英雄，于隐秘两性世界里成为战无不胜的英雄、大权在握的君王。庄之蝶不再用笔在纸上书写，而是用性器在女性身体上书写，不仅把他与女性寻欢的去处命名为“求缺屋”，而且在女人身体上题字“无忧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