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文学“解冻”，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而且，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也随之到来了。那个时候，尽管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或者“影响”依然以“宏大”而独特的方式存在，但文学性则“潜移默化”且不可抗拒地渗透在滔滔不绝的叙述洪流之中。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作家们都渴望通过文字的表达，努力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以表达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以及对人生诸相的关注与思考。贾平凹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他的故乡，从陕西古城西安横空出世，“拔地而起”的。一九七八年，他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始向人们展现其非凡的文学天赋，日渐获得当时文学界的普遍认识和认同。对此，程光炜后来曾这样回顾和描述：“贾平凹在八十年代到达了他前半期文学创作的巅峰状态，一有小说问世就好评如潮，他被戴上了有前途的而且会越写越好的‘优秀作家’的桂冠。”①在当时，老一辈的作家孙犁也对其表示极为认可：“我同贾平凹同志，并不认识……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令我惊异。我认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了文学事业上来了。”②就是这样，贾平凹从七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文坛，一路走来，此后至今一直勤勉专注，笔耕不辍，以巨大的写作信心、耐心和智慧，穿越了当代中国三十余年历程的岁月烟尘，在坚守中创新，在寂寞中沉潜，在虚静中求变，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而重要的存在。仅在小说创作方面，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就多达三百余种。除代表性长篇小说《废都》、《高老庄》、《怀念狼》、《土门》、《秦腔》、《高兴》、《古炉》、《带灯》外，还有诸多短篇小说和大量散文，正可谓是“著作等身”。可以说，他的创作不仅为读者留下了丰厚的阅读“资产”，更为当代中国文学增添了无数耀眼炫目的“亮色”。 回顾贾平凹这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即使是刚刚“出道”不久，在获得研究界、评论界和读者广泛认可的同时，也曾饱受诸多的争议、非议、攻击，甚至非学术和学理的攻讦。尤其是其一九九三年发表著名的长篇小说《废都》之后，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对于当时的心境，贾平凹在他与谢有顺的对话中，曾经如此深情地回忆他复杂沮丧的内心感受：“《废都》禁止发行时，社会上风传着好多说法，说这本书颓废呀，灰色呀，和时代精神不协调呀，后来更说到诲淫诲盗，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越来越大。我当时是有些害怕，因为牵涉到了政治。政治在中国是敏感的，我盼望的是，要批判就批判性描写吧，宁愿把我打成一个流氓，也不要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③然而，面对精神与创作的如此困局，贾平凹仍然像一位能够勇敢地面对和超越现实困窘的“独行侠”，傲然、孤独而寂寥地“行走”在西北的关中平原。他凭借其非凡的毅力与对文学写作坚韧不拔的精神，继续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生、社会诸相以及对小说文体进行不懈地思考与探索。现在回过头来看，随时间的推进，我们在拨开历史和现实的云雾之后，愈发地从审美的视域，强烈地意识和感受到，贾平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从《废都》到《秦腔》，再到《古炉》，他再次用近百万字的文本，显示出他在中国当代文坛巨大的影响力和文学精神。因为，在贾平凹的身上，我们看到和体悟到一种对文学写作的坚韧和执著。与此相应地，他的文学创作，更是再次赢得了评论界的认可和充分研讨。尤其新世纪以来，众多学者、评论家的大量研究和评论文字，表现出他们在新的历史机缘和境遇下，开始反思自己阅读的美学起点和阐释逻辑，重新面对、重新阐释和感悟贾平凹的创作。即使是那些曾经在九十年代对贾平凹的创作持负面态度和观点的学者，似乎也开始反思自己当年的“轻率”，反思自己批评文本的缺失和偏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贾平凹的创作进行重新认识，重新挖掘，思索贾平凹文本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我注意到，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学术界、评论界对贾平凹创作的研究和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新历史语境下对《废都》的价值重估；二、对从《秦腔》和《古炉》中当代中国“乡土经验”与“中国之心”的意义发掘；三、对贾平凹创作的文化人格探微；四、对贾平凹小说叙事策略的叙事学、文化意义研究。 在这里，本文并非试图建构一个贾平凹创作研究和批评的“研究史”和“发展史”谱系，而是想以贾平凹单部或诸多具体文本作为接入点，分析、研究十余年来大量的研究、评论文本，同时，通过对贾平凹创作“某一个点”或某些“横截面”的聚焦，来爬梳、整饬创作文本和批评文本两者之间复杂的“互文性”，考察研究者们如何应对贾平凹写作的变与不变，深入地发掘其作品在时间之流中，是如何延展出艺术的美学力量和重大精神意义之所在，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作家的命运及其作品的命运，个人的灵魂和经验与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经验，是如何一起经历或遭遇多舛的时代命运，使其成为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历史见证和未来经典，即如何以“中国之心”诠释当代的中国经验的。 一、新历史语境下《废都》的价值重估 经典何以能成为经典？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重读？中外文学史上，有多少作家的写作，在时间这个读者的淘洗下，其作品被认可并最终能被文学史留下来，几乎很少运气的成分，而完全是凭借文本自身的力量，使其价值得到应有的取舍。六十余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可谓命运多舛，政治、文化、体制等种种非文学因素曾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干预了文学创作、研究和评判的正常美学走向。即使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大量作家、作品的写作，也常常因意识形态诸种因素，各自产生了一部不断变化的接受史。《废都》的接受与阐释，就给人这种“河东河西”的变幻与沧桑感。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和复杂性，使得我们对这部当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的价值获得了新的认识，这也让我们感觉到，这可能正是经典出现的征兆。 贾平凹在一九九三年推出《废都》后不久，迅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废都热”。时隔二十年，我们仍对当时的“废都现象”心有余悸。不仅在当时，甚至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无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也很难简洁地表述。《废都》出版后的九十年代，对于《废都》的评价和批评，主要集中在文本中所弥漫着的“颓废”情绪，以及其文字中“过度”的“性描写”上。对此，设若我们用今天的视角冷静审视当时的批评之声，多少是与当时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紧密相连的。后来，程光炜曾经回顾过：“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兴起，八十年代的理想浪漫色彩急剧褪去，人文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文化市场被书商和各类小报全面占领。贾平凹写作《废都》的真实目的由于争论不休很难裁断，但从当时许多读书人心中弥漫着的浓厚的‘废都情绪’却可明察。在强调‘文化抵抗’的反面，这是他招致绝大多数批评家反感的主要原因。”④他还引用另外两位评论家——李陀和陈晓明的文章，针对贾平凹的批评观点来佐证这一判断。可以说，当时的批评家们仿佛都“一致”认同“理想而浪漫”的八十年代，而对九十年代的时代情绪以及世态人文的变化，持心理反感的态度，如程文中所说：“‘好的八十年代’/‘坏的九十年代’在人文知识分子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种知识共识，两位批评家正是在这种知识结构中对贾平凹的形象重新做了定位，他们对‘九十年代思潮’的反感决定了他们对《废都》的看法。”⑤同时，程光炜意识到：“对八十年代过分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也影响到了对九十年代简单化的理解。也就是说，‘九十年代思潮’为什么成为重新塑造‘贾平凹形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放在为什么‘这样去塑造’的考虑方案之内，没有被纳入今天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视野当中。”⑥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时在文化界中，“唯道德论”的倾向依旧是时代精神重要的取向之一，而这种“传统”，却遭遇了九十年代“市场化”下的“道德沦丧”，加之此时的人文知识分子们又逐渐失去了其在文化市场上的话语主导权力，所以，他们在此间便“不约而同”地想寻找到一种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出场方式。而《废都》的出版“适逢其时”，正好作为“突破口”。于是，作品当中被认为“不道德”的部分便被无限扩大化了。多年以后，陈晓明曾反思过这件事情：“当年对《废都》的批判，是知识分子出场的方式，既有对它过度阐述的一面，同时也有它的一种历史必然性。道德化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最熟悉最容易表达的话题，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不分青红皂白说写性如何不对。其实，任何作品都在写性，所有名著都在写性，为什么成为贾平凹的一个罪证，这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找到了道德的一种批判的立场和方式，而重新出场……”⑦而王尧教授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纷争已经‘日常生活’化了的今天，追溯知识分子进入一九八○年代时的状态，我们不能不对那时的自信与单纯生出感慨……”⑧而另一方面，九十年代文学界之所以对《废都》进行批判，除了上述所分析的原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思维的潜意识里所沉潜着的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因子，或多或少地有一定的关联。正是这种“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废都》的认知与评判。这种思维、判断方式，延伸到九十年代至今，人们思维中这种理念始终作为一种惯性存在着。所以，当贾平凹“不合时宜”地推出《废都》时，就必然历史性地产生不可避免的震撼。这种震撼，准确地说，是一种“摇撼”，与文化有关，更与时代迅疾的变动不羁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