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拆烂污，不如岩穴孤处。① ——孙犁 藏书家或患病者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孙犁在“文革”之后的变化：他的文字变得沉郁、遒劲、有力，写作随笔时态度分明，毫不含混；新时期笔记小说并不避讳人生之恶；与先前清新诗意的“荷花淀风格”形成鲜明比照。他与现实的关系也发生巨大改变：几乎不出席任何社会活动；不接受采访，不接受摄影和录像，不谈小说改编；不应酬不寒暄，拒绝为朋友著作友情作序。先前我们熟悉的那位谨小慎微、有清新之风的小说家从孙犁身体里消失了。孙犁变得深刻、强大、独特、丝毫不向外在世界妥协。有研究者将这样的变化称为由“老”到“新”的蜕变②。如果说“老”孙犁是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代表，那么“新”孙犁则对自我进行了一次主动放逐：“文革”期间他以疾病者和嗜古籍者的方式葆有个人道德操守，并不与虎谋皮；新时期以来，他则成为清醒的读史者、对优秀文化传统念念不忘者、不遗余力扶持青年作家的批评家。 也许每个人终生都在超越一个旧的自我，但孙犁的超越令人惊异。这得益于他经年累月的阅读与思考，尤其是他对古籍的深入研读，——孙犁如何以阅读古籍的方式度过“文革”时期的艰难岁月，他的神经衰弱如何被读书/史经验治愈？嗜好古籍的行为给予孙犁内心及思想深处何种触动以至于他的自我发生裂变？更重要的是，孙犁如何通过阅读古籍自我修为，成长为有独立精神立场的读书人？ 某种意义上，“疾病”是理解孙犁最重要的窗口。疾病长年困扰孙犁，甚至使他在盛年停止了小说创作。只有充分了解孙犁多年的患病者身份，才会深刻认知阅读古籍之于孙犁生命的全部意义。那种被孙犁称为“惊风疾”的病患起于他“幼年体弱”，成年后不断复发。1946年，孙犁在给田间的信中提及自己身体比以前坏；1948年，在给康濯的信中，他再次提及身体“日渐衰弱”；最为紧要的一次则是1956年3月，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即将进入尾声，他午睡起床突犯昏眩跌倒，脸颊磕破，流血不止。这次事件在孙犁一生中影响深远。从此之后，他作为小说家的黄金创作时期几乎中止，他进入十年荒于疾病、十年荒于乱离的岁月。 1956年，孙犁四十三岁。此后三年，他的生活以疗养身体为主。饶有意味的是，治疗疾病进行休养时，也是孙犁寻找、收购旧书的开始。一个出外休养治疗“神经衰弱”者，也是一位不断收藏古旧图书的读者。当疾病有所好转回到家中，他藏书的习惯业也养成：“孙犁大批买旧书，是1960年从外地养病回来。除了在天津逛书摊儿，南京、上海、苏州、北京，各地方去要目录，要的就圈上圈儿，寄回去。他家的台阶上，几乎每天都有邮局送来一包一包旧书。”③孙犁晚年出版的《布衣文录》《耕堂读书记》(上、下)中记录了他多年的藏书目录，从《旧唐书》《史记》《前汉书卷》《后汉书卷》《东坡先生年谱》《清代文字狱档》《庄子》《韩非子》《典论》《文赋》《三国志》《颜氏家训》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广记》《饮冰室文集》《世说新语》等经史子集多种。据孙犁在“文革”之后的统计，有一千余种，三千多册。患病者孙犁逐渐成为一位藏书家。 虽然自称为藏书家，但书籍之于孙犁是用来阅读而非束之高阁。他有特别嗜好：为古籍“装修”。几乎每一本书他都会包上书衣，写上题目、作者、卷册，也在书衣上写下感触：他与这些书籍如何相遇、读此书时的心境，对此书的评价等。这些古籍陪伴孙犁度过了荒芜的“文革”岁月，彼时他处境艰难：“已近于身心交瘁，有些病态。远离尘世，既不可能，把心沉到渺不可寻的残碑断碣之中，如同徜徉在荒山野寺，求得一时的解脱与安静。”④ 1978年后的孙犁更是嗜读如命。1993年，年近八旬的老人在一次手术康复后回家立刻大量读书并撰写笔记。在半年时间里，他遍览古籍六十余种，汇集为《甲戌理书记》，最后一篇写的是《日记总论》，对《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等五部日记发表看法。如此旺盛的阅读和写作热情令人不解，以至于一位传记作者感叹：“我常想，是什么动力，让孙犁在八十多岁的晚年如此投入，如此刻苦和勤奋地读古籍呢？是否真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种消遣，是一种嗜好而已？”⑤这位作者也作出过推想：“他曾十分佩服瞿秋白面对死亡的态度。瞿秋白就义前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不能再读一遍《安娜·卡列妮娜》。孙犁的心情是否可作如是观？”⑥这样的解读不无道理，但我以为，如同“文革”岁月里的阅读使孙犁“死里逃生”，阅读古籍的行为也在给予孙犁一种“自我”确认，——在这位沉静忧郁的读书人眼里，只有阅读古籍才使他感受到“幸存”的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嗜读古籍之于这位读书人而言是精神的存活，是他作为一位写作者和思考者的曲折自我实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犁晚年精神世界变化受益于鲁迅，他终生追随鲁迅精神。在不自由的时代里，在他身上罕有地具有从新文学传统里衍生而来的自我更生能力，这最终使他成为一位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孙犁长达四十年的阅读古籍行为背后，潜藏有一位胆怯、柔顺的读书人如何成长为独立、清醒、有力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良药秘籍”。 “死里逃生”的方法 孙犁的病某种程度上是心病，由精神压抑而起。孙犁心中最早笼罩的政治阴霾是“托派”问题，他曾目睹两个战友由于“托派”问题牵连而“失踪”。土改时期，他家中因有人在外经商且雇有长工而被定为“富农”，——在解放区工作的孙犁，隐隐认识到“自我”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据说，当时孙犁急于想回家看看的心情，开会时被理解为想“通风报信”，这让他感到忧闷。难以释怀的隐忧最终在1947年冬那次“气氛甚左”的土改会议上获得释放，孙犁回忆说，在那次会议上，“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这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⑦“这也许是身处革命队伍中的孙犁第一次感到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异己感，导致其‘身心交瘁’的因由即由此埋下。”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