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本《鲁迅内外》是我的第二本专门谈论鲁迅的小书。第一本叫做《鲁迅：晚年情怀》，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我想先谈谈这第一本小书。 《鲁迅：晚年情怀》完稿于1997年4月。那时候，上海有关方面策划出版《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每一本的书名都有一定的格式。我应约写鲁迅。现在每想到这本书，我都有悔意袭上心头。当然不是对整本书都悔，悔的是第四章《脊梁与篾片》中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粗暴批判。鲁迅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间，胡适被污名化，在谈到鲁迅与胡适的思想分歧时，是绝对地扬鲁抑胡，胡适甚至被骂作国民党的“帮凶”、蒋介石的“走狗”。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从小喝的是狼奶。对于胡适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评价，就是喝下的狼奶之一部分。在1997年的时候，我已经努力吐出许多狼奶了，但还远远没有吐干净。是仍然在体内发挥作用的狼奶，让我在书中鹦鹉学舌地对胡适全盘否定、粗暴批判。这是足以令我终生羞愧的。 也是在1997年，我在《天涯》杂志第2期发表了《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以东征西引的方式，对自己其实并不了然的自由主义进行了一番批判。文章引来了徐友渔先生的驳斥。后来，人们在谈到中国90年代以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时，往往提到这篇文章，我被一些人视作是引发了争论的新左派人物。此事长期令我心中不怿。现在也借这机会，略作说明。应该说，同样是先前喝下的狼奶，驱使我写了《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对自由主义并未做任何了解、研究，却已经认定自由主义是很容易导致专制主义的坏东西，于是对批判、否定自由主义的言论分外感兴趣。将所见到的批判、否定自由主义的只言片语归拢，再作一点发挥，就有了那篇《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这样的文章，理应受到尖锐批判。所以，我后来一直感谢徐友渔先生的迎头痛击。 徐友渔先生的驳斥，对于消除那篇文章的恶劣影响起了良好作用，同时也促使我认真地读一些关于自由主义的书。徐先生因对“文革”的批判反思而令我敬重。他的驳斥，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90年代兴起的“胡适热”，也让我觉得应该好好读读胡适。1998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哲生编选的《胡适文集》，共十二册。我立即买了一套。对胡适的较为系统的阅读，改变了我对胡适的看法，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当然，对自由主义的看法也同时改变。读胡适，也读一些谈论研究胡适的书。唐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胡明先生的《胡适传论》，都令我受益匪浅。那几年，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书，陆续在国内出版。1997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明毅、冯兴元翻译的《通往奴役之路》；1997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邓正来翻译的哈耶克的代表性著作《自由秩序原理》；200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冯克利、胡晋华等人翻译的《致命的自负》；2001年9月，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了邓正来选编并翻译的《哈耶克论文集》；2003年1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邓正来翻译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哈耶克的这些书，我都买了。不过并没有都读。但上下两册的《自由秩序原理》是认真地读了的。对于排出我体内的狼奶，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长期弄不明白的问题，纠正了我许多对人性、对社会的错误观念，当然，也让我对自由主义的理念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我感谢哈耶克，也感谢译介者邓正来先生。我没有资格在学理的意义上评说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的扉页后面，是哈耶克的一幅老年照片。脑袋很大，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白了，小胡子也白多黑少，笑得嘴有点歪。我喜欢这个笑着的小老头。 谈到体内狼奶的排除，我还要感谢旅美华人学者林达。1997年5月，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为“近距离看美国”之一；1998年4月，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为“近距离看美国”之二；1999年3月，林达的《我也有一个梦想》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为“近距离看美国”之三。这三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阐释着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对于我这样学识浅薄的人，这三本书真是极好的启蒙读物。我要说，读林达的书，亦如有清泉缓缓流入体内，将那些腐臭的狼奶冲走。后来，林达又在国内出版了多种著作。三联书店出版了《扫起落叶好过冬》《像自由一样美丽》和《如彗星划过夜空》(“近距离看美国之四”)，云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林达的《在边缘看世界》。这些我都买了。但没有来得及细读。读了那三本“近距离看美国”的书后，我是见到林达的书，连翻都不翻一下就买。我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林达的谢意、敬意，同时也是想着，这些书，适当的时候，应成为子弟的读物。我接触这些书，是太晚太晚了。而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更早地懂得这些书中的道理。 我刚才用了“启蒙”这个词来说明胡适、哈耶克、林达等人的书对我的精神影响。现在想就这个词再说几句。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蒙”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质疑“启蒙”成为一种时髦。“谁有资格启蒙？”“谁启谁的蒙？”——他们理直气壮地在诘问。更有甚者，大谈“启蒙”的恶果，大谈“启蒙”本身的危险性。时至今日，启蒙当然有种种含义。而我所理解的启蒙，就是“先觉觉后觉”，就是去掉蒙蔽、让人明白，就是照亮精神上的黑暗。这种意义上的启蒙，怎么会过时呢？怎么会没有必要呢？怎么就会有巨大的危险呢？太多的狼奶，让几代人精神上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狼奶并没有被我们这一代喝尽。在中国，启蒙的事业仍然任重道远。 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我胡乱地读了胡适、哈耶克、林达，当然还有其他人论述、讲解自由主义理念的书。这样的阅读，让我多少懂得了一点自由主义，同时情感和理智上，都接受了自由主义。这当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是绝对的真理。不承认人世间有绝对的真理，这本来就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当有人将自由主义视作绝对的真理时，当他把自由主义作为衡鉴人物的唯一尺度时，他其实已经走到了自由主义的反面。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在对鲁迅的批判中，表现的就正是这种反自由主义的姿态。 前面说，是从小喝下的狼奶让我在《鲁迅：晚年情怀》中对胡适做了极为简单粗暴的批判、否定，是从小喝下的狼奶让我在1997年的时候发表了《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现在我想说，现实中的某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他们的话语表现也的确让我疑虑、反感。任何理论，任何主义，任何价值观念，如果简单化、庸俗化、粗鄙化，都会变得很荒谬。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文化界有所谓自由主义者群体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个群体，也是鱼龙混杂的。有的人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有现实感；既具有深厚的学养，又具有清明的理性。当这样的人解说自由主义时，当这样的人以自由主义的理念评判历史、观察现实时，往往或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或言近旨远、谈言微中。而也有人，虽然把自由主义的小旗时刻插在后脖颈，但却头脑简单、常识不足、思维混乱；理解能力不足以分辨事物与事物的微妙区别；学术修养清浅得可爱，也清浅得可怜。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宣传自由主义，也以自己的方式糟蹋自由主义。当他们开始糟蹋自由主义时，当他们开始把自由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粗鄙化时，我还没有读胡适、哈耶克、林达等人的书，以为被他们糟蹋的自由主义，就是真的自由主义；以为自由主义就是那样简单、庸俗、粗鄙。李泽厚先生发明了“蒙启”这个概念，他说五四是启蒙，“文革”是“蒙启”。所谓“蒙启”，就是“启蒙”的反面，就是以“启蒙”之名让人精神上的蒙蔽更甚。那些糟蹋自由主义的人，那些把自由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粗鄙化的人，本意也是要人们认同自由主义的，本意也是在“启蒙”，但至少对于我，他们事与愿违。对于我，他们干的是“蒙启”的勾当。他们没有让我亲近自由主义，相反，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更甚，对自由主义的反感更甚。狼奶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的名目出现，也可以以自由主义的名目出现。读那些把自由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粗鄙化的文章、著作，我等于又一次吞咽狼奶。旧狼奶上又添新狼奶。——我之所以在1997年发表了《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这篇文章，与这也有些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