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鲁迅评价问题不论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都产生了连绵不断的纷争，这些纷争可以进一步使人确信：鲁迅不仅属于文学世界也属于社会领域，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下。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验证，主流文化对于鲁迅评价的冷热褒贬程度，甚至可以成为社会政治态势的信心指数。同时这也足以表明，鲁迅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响力抑或破坏力实在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 我一直认为鲁迅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其意义不仅在于历史更在于当下。当人们说到鲁迅研究已经无话可说无题可做的时候，其言所指就是鲁迅历史研究的有限性。因为无论是资料的发掘还是知识的探讨，都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但是，如果我们抛却某些忌讳，而对鲁迅思想做进一步的挖掘，并将其与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现实相链接时，就会发现鲁迅的思想仍然是如此地切合中国社会，也会由此真正地接近鲁迅思想的本体，发现其历史命题后面的当代价值。 一般认为，在鲁迅的文化思想中只有批判和破坏而没有肯定和建设，而且这种观点也常见于高度肯定鲁迅思想价值的论著之中。历史上完美的先驱者可能既是革命者又是建设者，然而历史本身从来就不按照完美逻辑去发展，历史的缺憾就构成了历史本身。鲁迅为终结传统思想惯性而生，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对传统文化痼疾进行破坏和价值观反叛。而且当我们从鲁迅批判性思维的另一面追溯而行，会发现鲁迅思想中确实也存在着正向的建设性思考。其中，不太被人注意的一个称谓——“世界人”，就是他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设性概念。对于鲁迅“世界人”思想的理解，不能做一般的词义分析，也不能做孤立理解，必须放置于其整个思想体系和当下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中去做延伸阅读。 一 “世界人”概念的思想背景：“世界主义”的中国理解 “世界人”概念、“世界主义”思潮是以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基督教思想为表征，以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为思想土壤而植入中国的。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世界人”概念，是“世界主义”理论系统中的一个表征性的思想核心，不仅是理想的社会成员的身份标识，更是理想的精神境界要求。鲁迅的“世界人”概念的形成，是与“世界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接受、融合与影响分不开的。中国对于“世界主义”的理解主要存在着两种差异性乃至对立性的思想：一种是着眼于政治制度诉求的“大同社会”的设计，另外一种是对世界主义思想进行拒斥的民族主义的立场。而后一种思想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最具道德普遍性和历史合法性的思想，而且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认同度最高的时代思想。鲁迅的“世界人”概念理解与这两种思想都有所不同，这也是使他的“世界人”概念理解与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想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 任何外来思想的最初接受往往都必须与本土固有思想相链接，都要完成一个移植或嫁接的过程。中国社会最初接受世界主义思想时，大多是从大同社会的制度设计角度来接受的，具有明显的大同社会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特征。或者说，世界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一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就是因为它最容易与传统大同社会理想相互融通，也最容易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成为动员和支配社会思想的利器。 人们一般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意指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社会有机体，建立普遍的契约关系，广土众民，人人平等，所有人都成为一个互助互爱的共同体。孔子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这种大同社会理想的具体状况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描述十分相似。因此，戴季陶在1911年就做出了这样的理解：“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② 世界主义思潮最初进入中国，是与康有为的倡导和阐释分不开的。1884年他在《礼运注》中第一次提出“世界主义”思想。他把儒家的大同理想、佛教和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以及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揉为一体，“入世界观众苦”，提出破除“九界”以归“大同”的社会理想③。西方世界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都具有政治乌托邦的性质，这也是中国接受世界主义影响的最大契合点。但是，“世界主义也绝不是大同主义——相反，在世界主义中，各地的特殊性将充分地得到承认与尊重——除非违反人类公德。世界主义包含着自由、民主与人权，自不待言。世界主义同‘王道’、‘霸业’毫无共同之处”④。 梁启超在中国最早提出完整意义的“世界人”这一概念，他在1902年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提出，“今我国民非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之人也，而已为二十世纪之人，非徒为一乡一国之人，而将为世界之人”。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世界人”的思想标准就是普度众生的“佛教之博爱”、自由博爱的“耶教之平等”、“视敌如友”“杀身为民”的儒学以及“古代希腊、近世欧美诸哲之学说”的“兼容而并包”⑤。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社会理想以及经济生产方式具有社会主义亦即世界主义的性质，而这正是促使中国人实现国民身份成功转换的关键：“第一，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第二，人类平等之理想，又我国民成功一要素也”⑥。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把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从而又对鲁迅和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