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3-0086-11 据鲁迅1927年2月10日“日记”记载:“被任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①这是鲁迅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并履新的最早的当事人记载,而彼时触角敏锐的《广州民国日报》也于当天,在《中山大学新聘定之各科系主任》的新闻中加以报道。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大学教务处成立于1927年1月,鲁迅先生是第一任主任,同时,也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知名的中国大学教务主任。 表面上看,鲁迅担任中大教务主任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70天),似乎在时间的长河中,哪怕是中大80余年的教务史上也显得相当短暂,但实际上,做事一向认真的鲁迅先生却为此投入了大量心血。他在《致章廷谦》(270225)一信中指出:“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近来实在也跑得吃力了——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没有了。”(《鲁迅全集》卷12,页20—21) 值得探询的是,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鲁迅是否在70天的雷厉风行的任职中也形成了令人激赏的教务思想与精神?更进一步,这种教务思想具有何样的内容?对今天的大学教务有何借鉴意义? 考察前人对此课题的相关研究,多数鲁迅的传记或相关记载都会提及此事,但或由于资料的限制,或认识的偏差(认为此课题太过技术性,和鲁迅的革命性相比不太重要),也就多数语焉不详。目前论述最集中且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已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伟江先生。一方面,他对史料的考辨颇显功力,在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的“鲁迅在广州”部分,他是排名第一的考据者(另两名是饶鸿竞和吴宏聪先生),该书几乎囊括了有关鲁迅的所有教务资料,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还加上了编者参考诸多文献比照之后的细致校订说明。另一方面,在其遗著《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中的《鲁迅与中山大学》一文中,他对鲁迅的教务工作与思想亦作了细致的考辨分析,尤其值得尊敬和感激。笔者的论述恰恰也是立足于他牢固的学术根基上,作进一步的推进。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思想中的悖论性和矛盾性特征早已成为一道迷人的风景和招牌,而在做事务和憎恶官场之间,也是张力十足。早先他在教育部担任官员时就如此,有论者指出:“是创作拯救了鲁迅,重新振起他沉沦下级官僚的卑微生活。”和他主要的官员身份相比,“文学家是鲁迅新获的社会身份,他就是要用业余时间的创作在现代文坛‘凑凑热闹’。渐渐地,他的身边团聚起新的族群,生命有了全新的确认与归属,灰色的生活得以刷新”②。 回到和中山大学有关的诸多身份上来,一方面,鲁迅对中大是寄予了很多期待的,他屡屡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如:“到中大后,也许不难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两地书·七九》,卷11,页215);“中大如有可为,我还想为之尽一点力,但自然以不损自己之身心为限”(《两地书·一○二》,卷11,页263);又说:“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两地书·一○五》,卷11,页268) 但另一方面,鲁迅对做官其实是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的。早在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他就表达出对公务员生涯的无奈及另外的可能美好的人生理想设计:“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两地书·一七》,卷11,页63)同样,对于中大给他的职务安排,同样也有出乎意外之处,不爽也潜存心中。当然,这和他当初离开厦大时的满怀期待颇有落差:“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仍然继续做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俟那时再定。”(《两地书·八三》,卷11,页226) 剖析鲁迅在理想/期待与现实/实践之间的矛盾,我们毋宁说,这其实更是经济资本背后的规定与鲁迅自身的文化资本的自主性之间的冲突,正因为他既得益于经济资本(500银元月薪)③,同时又对它充满警醒,才会屡屡呈现二者之间的张力。但无论如何,面对中大的热切期待与厚爱,鲁迅“在其位,谋其政”,亦呈现出真心实意的回馈与精神灌注。 一、如何执掌:务实的教务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成为教务主任后的鲁迅似乎也不例外,而且加上其特有的认真精神④,鲁迅对中大的教务程序运作其实颇有开创意味,同时又“但开风气不为师”,尽职尽责。有学者指出:“筹备开学的忙碌工作,‘秘藏题目’,分配卷子,学生考试,编排时间工作表,发通知书,讨论,计分,发榜等等,都要自己动手。他说:‘我这一个多月,竟然在漩涡中,忙乱不堪,不但看书,连想想的工夫也没有。’”⑤ (一)巨细无遗与规章创制 考察鲁迅日记,有关参与中大教务会议的记载如下表1。
当然,就参加会议的记录来看,鲁迅的日记其实还遗漏了4月3日他列席的“预科第三次国文教务会议”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