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345(2013)01-0031-05 [DOI]10.3969/j.issn.1672-2345.2013.01.008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并不完整的文学史，它严格意义上只是一部中华汉民族文学史，而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应该是多民族的文学史、多元一体的文学史[1]。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宪法》从法理基础的层面清晰地阐明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人格和文化一律平等，文学教育也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双向互动中来完成的，这不仅是对各少数民族身份和文化的尊重，更是在价值观层面的一种相互认同[2]。 一、双向互动，文学教育是一种心灵对白 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并不存在任何的隔膜和障碍，相反，汉民族的文学作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非常普遍，而且有悠久的历史。为了让那些看不懂汉字，听不懂汉话的普通百姓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受汉民族的文学经典作品，他们不仅将汉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并且用少数民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样式来进行广泛传播。如流传于白族民间特有的说唱艺术“大本曲”，在白族民间有数百年的演出发展历史，深深扎根于白族生活之中，它寓教于乐，在白族人民精神生活领域中起到很重要的引领作用。它的很多经典曲目就是自汉文学作品和汉族民间故事中移植而来的：“水浒”“三国”“包公”“梁山伯与祝英台”“陈世美不认前妻”等，《赵五娘寻夫》则是《赵氏孤儿》的翻版。在丽江引起国内外游客极大关注和兴趣的“纳西古乐”，也是源于汉族的洞经音乐和皇经音乐，相传为宋乐，目前保留下来的只有来源于洞经音乐的那部分。传闻原有汉族经文配唱，传到纳西族民间后，逐渐变为单纯的乐曲。整个乐曲分为“神州”和“华通”两个大调，并根据不同内容分为50多个小调。经常演奏的有：“清河老人”“小白梅”“水龙吟”“山坡羊”“万年欢”“吉祥”“八卦”“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浪淘沙”“十供养”等20多个小调。有的曲调在中原早已失传，却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完好保存。扎染是白族、彝族人民的传统民间工艺产品，该产品集文化、艺术为一体，其花形图案由规则的几何纹样组成，布局严谨饱满，多取材于动、植物形象和历代王官贵族的服饰图案，充满生活气息。彝族扎染有蓝染、彩染、贴花等系列产品。但此项工艺也是由中原流传而来，据史料记载：扎染又称绞缬，早在东晋，扎结防染的绞缬绸已经有大批生产，在南北朝时，扎染产品被广泛用于妇女的衣着。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鼎盛时期，绞缬的纺织品甚为流行，由成都工匠艺人传入大理。北宋时，绞缬产品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流行甚广。南宋朝廷禁止民间绞缬，此工艺在中原遂失传，但在大理白族、彝族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该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礼失而求诸野，此之谓也。彝剧不仅有很多汉文学经典作品内容，就连舞台呈现方式都大量借鉴了京剧的唱腔和表演模式。这些都是汉民族文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化、本土化的成功范例，作为一种载体，它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仅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还成为血脉相连的凝聚力。崛起于大理的南诏国，在大唐、印度和吐蕃之间，长期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而最终归顺大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和对其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结果。佤山十七王在凤山咀子剽牛，歃血为盟，誓血抗英，再次显示了文化凝聚人心的巨大魅力。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提出“华夷一统，天下一家”，这是少数民族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深入领会和高度认同的集中体现。今天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和对汉文化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结果。 可惜，这种文学教育是不均衡、不对等的，不是双向互动的，而是单向流动的。由占主流地位的汉民族文学向各少数民族流动，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这种信息交流的不对等由来已久，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一书中就记载了云南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13人到广西横山寨卖出大理马，买进《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等诸子百家之书，但《宋史》对整个大理国的描述仅有500多字。一边是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疯狂热爱，千里购书，另一边是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知之甚少，轻描淡写，这种不对等让各少数民族多少有些心理失落。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民族没有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往往是间接的、隐性的，常常被淡化、被忽略，甚至被屏蔽。两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公开宣称，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黑格尔的这个推断显然剔出和屏蔽了少数民族，这里的“中国”习惯性地专指汉民族，解除这种没有恶意的屏蔽，众多的史诗纷至沓来：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彝族的《阿细的先基》、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纳西族的《创世纪》、傣族的《相勐》《兰嘎西贺》等。翻开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汉民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要么作为一种装饰性的点缀，偶尔提及，有的就干脆省略不提。早在2001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陈思和就指出：“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残缺的当代文学，它空缺了两大空间：一是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一是少数民族文学。对于后者，也不是说这许多年来没有人研究，而是由于文字语言以及文化上的隔膜，我们主要面对的只是现代汉民族文化教育体制培养下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及用现代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尽管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多少也能感受到某种非汉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但毕竟是间接和朦胧的，所以我用了‘隔膜’这个词。何况，即使是这‘间接和朦胧’的美学境界，也受到汉文化审美标准的严格筛滤，很难说能够真正解读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性”[3]。10年过去了，由德高望重的北大资深教授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三卷)终于与我们见面了，此书撰稿人汇聚当代名家，具有丰厚的学术原创性，立足于对原始资料的挖掘，首次以现代性作为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线索，是新时期以来“重写文学史”的重大突破。而且，我们欣喜地看到，港台文学在其中占了很大篇幅。但令人遗憾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在此书中再次被淡出视野，甚至列专节讲了台湾的少数民族文学，却恰恰遗忘了很重要的大陆少数民族文学。举这个例子，不是要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挑刺，该书主编严家炎教授、撰稿人之一陈思和教授都是栽培过我的恩师，他们学术思想深邃，视野开阔，是学界有口皆碑的一代宗师。他们这样思想敏锐、目光通透的学术大家，尚且对少数民族文学有所遗漏，足见在这里重提此话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