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5-0129-08 自1978年教育部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新增课程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讲述似乎与“知识”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人文情怀高涨的80年代，通过对文学性质、思潮、论争以及作家作品的指点江山与激扬文字，当代文学史研究俨然成为影响人们精神情操和文学走向的一股重要力量。知识阐述为那个年代提供了新理想、新观念、新思维和新的创造力，同时也使当代文学史成为其时文理大学生争相追逐的热门课堂。90年代以降，文学教育重在积累知识还是提升审美的争论，一度引发人们对文学史“知识教学”的狭隘之感。颇有说服力的“突出作品、淡化历史”的文学史认知理念，不仅催生了不少“文学星空图”①式的当代文学史教程，而且也带动了文学史讲述向文本阐释的倾斜。然而，教育部随后在中文专业教学大纲中新设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等课程，似乎又为文学史课堂“重返知识”提供了理由——“作品选”单独设课，即出于提升学生审美能力之考量；若文学史课程对作品再度大量引入，便有重复累赘之嫌。由此，当代文学史教学在经历了一次小小的“风波”后，当下似乎又坚定地走向知识讲述的轨道之中。 当代文学史教学是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教育部)的一种组织行为，作为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知识讲述的历史合理性自不待言。对当代文学知识的确认与传播，是主流意识形态启蒙国民的一种重要途径与方式。更何况，知识讲述也造就了当代文学曾经的辉煌，并浇灌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快速生长。然而，知识讲述是否就是当代文学史教学一劳永逸的模式？是否就是讲述当代文学史最科学、最可靠的方法？这种对知识的“孜孜以求”，会否导致知识崇拜的偏颇？新形势下当代文学史教学是否需要承担诸如“提升学生研究能力”等新的历史责任？在当代文学学科日渐丰满、学科意识渐趋自觉的今天，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值得深究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似乎都可从直面不断膨胀的“知识”做起。 作为“知识讲述”的实践者，不少同仁恐怕在当代文学史教学中都有过类似的体验：一边在课堂上享受着作为知识启蒙者的快感，一边在课后不时滋生一种对知识可靠性的惴惴不安感。经历了当代文学知识的斗转星移与此消彼长，又不时遭遇前后知识教学的自相矛盾或南辕北辙，对当代文学知识的警惕与怀疑在所难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渐渐感到当代文学史课堂所推崇的“知识”不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知识的动荡：“距离”与“关系”的制约 尽管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要比它的发生晚许多年，但较之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当代文学基本可算为独一无二的“正在进行时”，是一个只有上限没有下限的开放体系；而每个著史者也总力图把文学史写到“今天”，追求结尾处“历史时空”与“叙述时空”的无缝对接。不少文学史的修订，其初衷往往并非表述某种新文学史观的需要，而源自将当下文学内容与时俱进地拖入新著的冲动。然而，文学史的越写越厚，似乎并不是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一帖良药；相反，这种与对象几近同步行进的著史方式，容易使著史者失去理性观照文学对象的应有距离。作为知识生产方式的批评与判断，在实践中也难免受到其时社会流行文化、人群精神状态甚至个人即时情绪等因素的干扰。早期文学史中屡被奉为圭臬的《保卫延安》，在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格局中被日趋边缘化；文学史一贯钟情的马原、残雪等作家，在海外汉学家眼里似乎也没那么波澜壮阔。个中原因，“时代的限制”恐无法回避。50年代人们的眼光与思维，更多地聚焦于国家、政治、战争、集体等一批宏大元素，文本中“二元对立模式”的斗争描写与意义阐释，对读者与文学史家而言均倍感熟稔与贴切；而80年代的中国，因为“拨乱反正”的急迫需要，质疑、反叛、幻想、个性等成为时代的新宠，思想的异质性与形式的前卫感，一度被视为衡量创作水平的主要标杆。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化与激情，事实上已渗入文学史常识的建构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文学经典生成与文学史知识积淀的进程中，我们很难逃脱时间的检验与汰选。 知识动荡的另一重要根源，则在于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吊诡关系。“文学史所有的建构都是政治性的”，因为“如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文学史叙述也“必定会陷入产生其权力关系的领域之中”②，布鲁克·托马斯的论断不无卓见。当代文学与“政治”、“权力”的黏着关系，作为“中国特色”的内涵之一存在于社会主义理论表述体系之中。尤其是在计划年代，文学是“国家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游离于政治之外，这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治标准第一”，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二为”方针，以至今日的“文化输出”，当代文学都是“民族独立”或“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之体现，或者说是国家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一种“文学化表述”。 如此，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构成了当代文学形象设定与知识建构最原始的动机，而其多变的特质，则又决定了文学知识生产的反复无常。50—70年代的文学被要求附着于“国家政治”这一母体，尽管文学界有时也情有不甘或心存犹疑，但整体来看，从文学的发生、实践到历史化，政治往往成为这一切的终极判官。80年代文学的逻辑基点是“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政治高压所致的愤懑与西方现代性的无边魅力，构成了彼此发酵的互文关系，它使文学与政治的共同体迅速分化，走向“讨价还价”式的对话。然而，“告别革命”何尝不是“介入革命”的另一种姿态，当人们使用一套“政治恐惧症”的文化话语去建构80年代的文学知识时，知识仍然被政治反向地“锁定”了。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为政治与文学的冲突设置了缓冲带，而双方趋于“宽容”的关系，事实上成为改写文学史的又一股力量：它继续实施对政治一体化年代文学史常识的反动，同时亦纠正80年代“祛政治”的偏执。总之，像中国社会突出的代际隔阂一样，若将不同时段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放在一起，同一文学知识将会呈现出惊人的对立，尽管它们同处“当代”。六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风云多变，目标取向频繁换位，往昔如日中天之人事，转眼就成明日黄花，而所有这些，都被注入了当代文学的生长肌理之中，并构成其飘忽不定的生命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