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90年代，除了迟子建、铁凝等少数几个女作家外，乡村几乎是女性写作的盲点。但90年代末直至新世纪这一状况渐渐得到改变。愈来愈多的女作家开始介入一向由男作家主宰的乡土叙事①领域。其中较具影响的作品②数量就相当可观。首先是迟子建、孙惠芬、葛水平等专事乡土叙事作家的诸多作品，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花牤子的春天》，孙惠芬《民工》、《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吉宽的马车》、《上塘书》，葛水平《喊山》、《甩鞭》、《地气》、《黑口》，邵丽《明慧的圣诞》等；而以往并非专事乡土叙事的女作家们也纷纷推出她们的乡土力作，如王安忆《天仙配》、《喜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发廊情话》，铁凝《笨花》，林白《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方方《奔跑的火光》，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谁家有女初长成》，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城乡简史》，魏微《大老郑的女人》，北北《寻找妻子古菜花》，盛可以《北妹》，王建琳《风骚的唐白河》……显然，女性乡土叙事不仅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的重镇，甚至也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作为一股崭露头角又有独特而积极文化诉求的新生创作潮流，迫切需要评论界、研究界的介入，为其命名、评介，宣告其存在，关注其动向，与创作界一同谋求其持续稳定的发展与提升。 一、乡土经验的女性形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凸现，“乡村”也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热点。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以阎连科、刘醒龙、尤凤伟、李佩甫、李锐、周大新、关仁山、何申、张宇等为代表的新乡土叙事潮流，这股潮流进入新世纪，加入底层文学的大潮中，在新世纪的头十年更是蔚为大观。它传达了80、90年代文学语境中多少被忽略的、转型期本土经验中一个重要部分，即乡土/底层的经验。但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乡土/底层经验，经验会因为经验主体、表述主体性别身份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色彩。事实上，从20、30年代的乡土文学到40年代至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再到新时期以来的新乡土文学，近百年主流乡土文学所传达的看似中性的乡土经验，实际上是男性的乡土经验(底层文学的情形也类似)；同样的，看似中性化的“农民形象”，实际上是男性农民形象。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女性经验，女性经验也会因为民族、空间、阶层等等多重身份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尽管对经验主体的性别差异性的关注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立根基础，但这一话语自身却忽视了由性别之外其他社会身份的差异而带来的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因此，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有着不容忽视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大面积地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一脉一直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的乡土经验，从而提示乡村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村/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从而呈现女性经验的多元复数形态。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既是女性的，又是乡土的，但二者并非简单相加，而是在互动中构筑了女性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既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转向，又标志着新世纪乡土文学不容忽视的新特质。对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意义。但是，这股文学创作潮流却一直处于学界与批评界的盲点中，个中缘由大致如下： 众所周知，主流文学研究、批评界对现当代乡土文学的研究历来非常充分，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年语境中甚至达到一个高潮，但极少见到专门针对女性乡土文学(主要是乡土叙事)的研究。虽然不同时代的女性乡土叙事都会以个体面目吸引批评、研究的目光，如学界对萧红、丁玲、铁凝、迟子建等人的乡土叙事的持续关注，但很少有研究者意识到女性乡土叙事彼此之间存在着的历时性或共时性互文关系，及其所包含的重要文化意义。因此，尽管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蔚为大观，并一再以个体面目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甚至成为一时的热点(如本文开头我们提到的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文本频繁得奖就是有力的明证)，但却从未被作为一个具有新特质的文学潮流、创作倾向来看待。已有的研究存在以下偏颇：在研究格局上，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一直在新世纪乡土小说整体格局中被提及(如新世纪头十年有关孙惠芬、葛水平创作的评论)，这样的研究格局当然有意义，但也容易淹没女性乡土叙事的异质性；同时由于在新世纪头十年乡土小说格局中，女作家的创作相对处于边缘，因此，获得关注度必然也有限，常常处于被附带提及的位置。 而女性主义学界对这股创作潮流也始终处于盲视状态。这还得从这股创作潮流的滥觞说起。任何一股文学潮流的产生，都始于涓涓细流终至蔓衍成潮。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也如此，除了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的催生外，实际上有其自身内在的必然逻辑，其滥觞早已出现。 尽管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最初发端于知识女性对自身经验与境遇的切肤之痛，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批女性文本，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洁《方舟》、《祖母绿》等③，但随着这一写作立场的深入，一些眼光敏锐的作家开始从反思乡土生活、乡村女性的经验、境遇中来展开性别的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铁凝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三垛”④。“三垛”不仅是对造成乡村女性悲剧宿命的乡村传统文化，乃至20世纪各种名目的现代文化中男权机制的审视、反思，也是对女性文化谱系的溯源、寻根、自审。“垛”的意象已然是女性乳房的隐喻，是孕育生命、包容万物、藏污纳垢的母性文化的原型，同时这一来自乡野的意象俨然又是一个母体性的乡村形象。20世纪90年代初徐坤的《女娲》、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同属这一路径，仍然是将性别议题承载于对20世纪中国乡村女性独特的生存方式、性别境遇的反思与批判中。当然，反思与批判的姿态远要比铁凝“三垛”尖锐。这一叙事路径实际上在性别视角下延续且超越了“五四”启蒙文学将国民性问题与对乡村女性的叙述挂钩的思路，延续且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以乡土作为文化溯源以及作为自审的最主要场域的思路。而铁凝在90年代推出的一组短篇小说《小黄米的故事》、《秀色》、《孕妇和牛》则转向以一种悲悯、包容甚至认同的姿态去面对乡村女性的性别生存经验，但与此同时，在对都市、知识女性的生存经验表达中，铁凝则展开对男权文化以及在男权文化阴影下女性生存自身的尖锐解构与批判的性别立场，如《玫瑰门》、《对面》、《无雨之城》、《永远有多远》等。铁凝的两种姿态实际上表明她开始在意特殊的空间与阶层的身份是如何影响了乡村/都市女性不同性别经验、主体位置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