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06-0115-08 新世纪乡土小说①，在以多样的叙事姿态直面中国乡村社会严峻现实的同时，也以不同的历史意识和叙述方式重构乡土中国的历史，莫言、李锐、阎连科、韩少功、刘震云、张炜、毕飞宇、刘醒龙、尤凤伟、铁凝、阿来等作家都在新的历史时期创作出了有影响的叙述乡村历史的小说，“历史叙事”由此成为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乡土小说“历史叙事”的题材是丰富多样的，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特定的现实诉求相关。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不断加速的“后革命”时代，“经济”替代“文革”式的“政治”，以另一种“历史之恶”给中国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革命”曾经许诺的乌托邦及社会公平和正义，在中国乡村渐行渐远；曾经为“革命”所不容的“家族”及其文化意识，就在这样的冲击中再度泛起；而民族国家意识却在这样的冲击中出现了分化，有见利而忘国忘家者，有深忧民族安危的警醒者。如此严峻的乡村社会现实和破碎的精神意识，与各色“历史记忆”相关切，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由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充溢着“良史之忧”。而乡土“历史叙事”既有的美学传统，特别是“十七年”传统和“新时期”传统，也让乡土作家们在重写“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时，感受到难以摆脱的“影响的焦虑”。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一、“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述中，以村庄变迁和家族兴衰为叙述内容的家族历史小说最为蓬勃繁盛②。上个世纪90年代，《白鹿原》(陈忠实)、《旧址》(李锐)、《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家族》(张炜)、《丰乳肥臀》(莫言)、《尘埃落定》(阿来)、《李氏家族》(李佩甫)等以家族为叙述对象的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受活》(阎连科)、《圣天门口》(刘醒龙)、《牟氏庄园》(衣向东)、《秦腔》(贾平凹)、《笨花》(铁凝)等作品的相继面世，再度出现了家族历史小说蓬勃发展的艺术景观。 新世纪家族历史小说的兴盛，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家族因其“封建性”与“私有性”，曾长期成为改造、压制与监控的对象，自然也被摒弃在小说叙事视域之外，仅在《红旗谱》、《三家巷》等少数借家族叙事讲述中国“革命历史”规律的“准家族小说”中，留存了依稀可辨的家族踪影。在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家族不再被看成是革命政治的对抗性力量，因而逐渐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家族小说也随之在“反思”、“寻根”思潮中复兴，出现了《红高粱家族》(莫言)、《古船》(张炜)等多角度重构和反思家族、历史与文化的有影响的作品。最近2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不断加剧，社会阶层与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大，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日渐取代旧有的“革命大家庭”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伦理生活中影响力不断增大的社会结构实体，家族观念随之被不断强化，对家族当下利益的关切，对“家族记忆”特别是“大家族记忆”的复活，对家族历史与民族国家历史关系的重新思量及其复杂心绪等，不仅成为新世纪家族历史小说繁盛的原因，而且使其有了与此前家族小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些新特点，举其要者有三：一是将家族史与个人史、民族史乃至人类史联系起来，在家国互喻中重新思考家族的历史与命运，寻绎家族兴衰沉浮的历史因缘，试图理性把握历史嬗变的轨迹，却常常陷入非理性的历史迷思中；二是以现代意识观照和审视家族文化，有的侧重于对其消极面进行批判，有的着重发掘其积极性内涵，有的则暧昧含混自相矛盾，家族历史小说的思想追求与价值取向由此变得颇为复杂；三是在对“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中，重新审视现代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与传统血缘家族兴衰沉浮的相互关系，从中折射出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全面思考。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家族与革命的复杂缠绕，使第三个特点比前两个特点更具有深入开掘的文化意味与叙事价值。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对“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中，家族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冲突，构成小说叙事的基本线索。在《旧址》、《家族》、《白鹿原》、《牟氏庄园》等小说的历史叙述中，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家族的衰败与传统家族文化的衰落，虽然有其自身的内在原因，但主要是外部力量冲击的结果。威胁和冲击家族及其文化的外部力量是多种多样的：其一，外来的异质的现代性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如《旧址》中白、李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其实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二，封建专制的国家权力、战争、匪患和异族入侵对家族的剥夺、侵蚀与毁坏，如《牟氏庄园》中的牟氏家族，是山东栖霞县有钱但无权的大地主家族。这个没有权力庇护的大家族，从发迹到兴旺前后延续了近二百年之久，在官府和军阀的欺压、土匪盗贼的洗劫以及日本鬼子的侵袭下，最终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败落。其三，现代革命对封建家族与家族文化的压制、颠覆乃至消灭，如《旧址》中的李氏家族、《家族》中的曲府和宁府两个家族、《白鹿原》中同一宗祠的白氏家族和鹿氏家族等，或被革命政权消灭不复存在；或被革命所压制和颠覆，走向衰落，名存实亡难成“家族”。比较起来，在所有导致传统封建家族与家族文化走向衰亡的力量中，中国近百年来的红色“革命”是最为强大也最为直接的一种力量，因为前者正是后者的对象。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旧址》、《家族》、《白鹿原》都有“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它们既是一部大时间跨度的家族史，同时又是一部局部的小型革命史。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对“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中，革命者的不同身份与不同个人意旨，成为小说叙事“辨析”的焦点。有两类不同身份的革命者，一类出自封建大家族，如李乃之(《旧址》)、宁珂(《家族》)、向武备(《笨花》)等；一类出自普通人家或社会底层，如杨作新(《最后一个匈奴》)、陈狗儿(《旧址》)、殷弓(《家族》)、黑娃(《白鹿原》)、杭九枫(《圣天门口》)等。两类不同身份的革命者，革命的个人意旨虽然千差万别，但可以简括为崇高和卑下两种。出自封建大家族的革命者李乃之、宁珂、向武备等，大多受过中国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又在新式学堂里接受过现代“西学”的熏陶，受到具有革命思想的老师(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或引导，接受革命理论，从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所向往、追求和身体力行的革命，是指向未来、正义和为民众的，因而是崇高的，是令人愿意为之献身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殷弓、陈狗儿等的革命动机就不怎么纯正，常借革命之名，行个人阴暗卑劣之实，使“革命”败坏变质。而令人难解的是，真革命的崇高者常常陷落在“革命”中，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伪革命的卑下者却常常笑到最后，成为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正是诸多家族历史叙事不断追询的难题。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中，对家族文化与革命“真义”的双重召唤，成为小说叙事的精神旨归。在百余年的风雨飘摇之后，家族意识再度复活，新型大家族相继崛起。而曾经给家族和家族文化以致命打击的革命，如今却如一块用旧了的抹布，被弃置在一边，不再被人眷顾。至此，“家族”与“革命”似乎完成了一个悲怆的历史轮回。梁漱溟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家庭骨肉之关系乃格外显著、紧密、重要，并以家庭恩谊推准于其他各方面，如经济生活上之东伙关系、教学生活上之师生关系、政治生活上之官民关系，一律家庭化之。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伦理。”③而这样的“社会的伦理”，并没有随着家族的复兴而变得更好一些，反而更坏了一些，《白鹿原》等小说对儒家正统家族文化之精髓的召唤，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学术界曾经乐观地预言，伦理型家族主义否定了原始的自然型家族主义，但是它本身也终将被否定，否定的力量就是工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市场机制和信息革命的洪流。但目前的实际情形是，这种本该实行否定使命的洪流，却让历史的沉渣泛起，又让社会贫富分化，让少数家族大富大贵，而让更多的家族贫困潦倒，且公然地废弃正义原则。由此，《家族》等小说对革命“真义”的召唤，就同样是有意义的，甚至比召唤家族文化更加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