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158-007 经历过“五四”激进的以启蒙“现代性”为目的的“反传统”和“文革”更为激进的以“破旧立新”为号召的“反传统”，20世纪80年代，阿城这代作家无可选择地站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带上。新生代的文化学者认为：“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被鲁迅看作‘铁屋子’，并且对这种文化的认识本身也采取了一种寓言式的处理方式，那么，在80年代特定历史语境当中发生的‘寻根文学’，却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再辨析工程，人们开始在这‘铁屋子’里挑挑拣拣，试图发掘那些还值得传承下来的东西。在这里，不再简单是‘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两分结构，而是在此二元结构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本身的差异性也被提了出来。而这种对‘中国性’自身的文化差异的追问，及其关于‘文化中国’的重构，使得一种不同于50-70年代的‘民族性’叙事得以浮现，并成为80至90年代文化界的重要问题。”[1]阿城是参与这场“关于中国文化再辨析工程”的作家。他的“边缘化”的小说，深植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以包蕴、想象“中国文化”为手段，从而达到重构当代“文化中国”之目的。他有着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极具个人化的方式。他不算一个高产的作家，却用精品，在中国文化断裂带上，留下了与传统文化筋骨相连的深深足印。他再三说自己只是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个案”，“我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2]48。然而我们太需要对阿城式的“个案”给予剖析，由此看清“中国文化”传承/扬弃、延续/重构的合理性、可能性、路径方式、文学样貌，切不可因其不入多种版本文学史的主流而将其随意轻轻带过。 一、边缘化的人生启蒙，边缘化的人生经历，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成就了阿城小说的“边缘之相”。 阿城的父亲，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因为《电影的锣鼓》等评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全国知名右派。家庭的政治变故，将共和国的同龄人阿城抛到了社会主流群体之外，因而成就了另一个被边缘的、特立独行也独思的阿城。 被边缘化和没有尊严的忧愤，在阿城童年、少年的记忆里刻骨铭心，尽管他后来的小说，包括其他文类的文字，从来都对被视作异类的伤痛显得漫不经心，如同他在成名作《棋王》中，通过棋呆子王一生之口作出的声明：“‘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3]7而正是被边缘化的政治遭遇，导致阿城所受教育的边缘化，进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构成”的边缘化。北京琉璃厂的旧书铺、古玩店、画店成了少年阿城的课堂和“免费博物馆”。他声称“我的启蒙是那里。你的知识是从这儿来的，而不是从课堂上，从那个每学期发的课本。这样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知识结构了，和你同班同学不一样，和你的同代人不一样，最后是和正统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了。知识结构会决定你”。因此，阿城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有代沟，只有知识结构沟”[2]23。 青年和中年的阿城继续被边缘：赴山西、内蒙、云南插队十年有余(1968年至1979年)；一作成名之后，他去了美国，又一个十年有余(1985年至1998年)。在国内外来来往往两年后，2000年他终于又回到出生地北京。倘若说前半段的“边缘”是政治歧视，是人生无奈，那么后半段的“边缘”则是“习惯”，是“选择”，而不是“被”。一路的人身历练使阿城的小说也成就了一副“边缘之相”。 需要强调的是，成年之后阿城的“边缘化”似乎比少年时代更多了一份理性的成熟和思想的深刻：他从社会底层的、从乡村的、从少数民族地区的、从西方异质文化的诸多视角，看时代变迁的云卷云舒，看民族文化的变与不变。阿城用他在“免费博物馆”里的获得，去确认民族文化深层那些积淀深厚、恒久不变的“常识”，去探究文化多元构成的历史根系，去思考文化的显性表达和隐性暗示，文化的规范性与非规范性的相互渗透参照，文化的普罗大众和中产阶级趣味，文化的“焦虑感”、另一种“焦虑感”和“不焦虑”，等等。 二、初始文本的“私密性”与不入文学主潮 因为被“边缘化”的自知之明，阿城成为一个没有强烈发表欲的作家。请看他的几段自白： 我在公开发表文字之前，也写点儿东西给自己，极少，却没有谁来干涉，自由自在，连爱人都不大理会。我想，任何人私下写点儿东西，恐怕不受干涉的程度都不会低于我……自由写的东西若能满足自己这个世界，足够了。[4] 《棋王》发表后，阿城1987年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访问时这样回答《华侨日报》文艺副刊记者的提问： 我写好《棋王》后，一位朋友拿去看，他有一个在《上海文学》当编辑的朋友在他家里看到了手稿，就拿去发表了。我都没来得及表态，手稿的标点符号还没写清楚就给人发了。发了以后就热闹起来，我也被人吊起来了。[5] 2004年阿城接受查建英女士访谈时说： 我写的那些东西本来是私人交流的……这之前我寄过一些插队时写的东西给在纽约的丹青看过，也给美院的一些朋友看过。八五年讲给李陀他们听的时候，李陀他们的鼓励让我明确知道，手抄的可以转成铅印的，可以给不认识的人看，这对我的心理有建设性，我永远感谢李陀他们在这方面给我的帮助。[2]52-53 画家陈丹青印证了阿城的如上所说： 从八三年夏天，我记得此后一年多，阿城陆续寄了好多篇小说给我看，天哪，全是原稿啊！楞用圆珠笔写的那种，写在分行的、有字格的纸上，一篇一篇寄过来。[2]89 阿城1991年8月18日致法国评论家诺埃尔·迪特莱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