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652(2013)02-0039-08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度的莫言虽没有长篇大作的出现，却依然成为文学评论界争相谈论的对象。他的一些所谓的“旧作”，也被翻检出来，比如《蛙》就是其中之一。曹元勇，这部小说的责编，就在接受采访时说，写出《蛙》的莫言，已经距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了。从2009年《蛙》的出版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这确实不是一个太长的时间，但曹元勇的话所带来的歧义，却并非源于这一层面，且与他所认为的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准上乘、敢于直面重大现实问题、思想内容厚重”无关，而是很多人认为，《蛙》因为涉及计划生育政策而成了一部具备所谓诺贝尔奖品格的作品。比如栾梅健就说，西方对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很多歧视和误解，而莫言的《蛙》“挖掘了计划生育主题”，这样的文学主题是比较受欢迎的。于是，便有记者以“莫言凭《蛙》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为题进行报道，大有将舆论引向莫言以《蛙》向诺贝尔奖“献媚”的企图[1]。这当然跟我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有关，但简单地将之与政治关联起来，不仅是对这一国际性文学大奖的误解，也极大地遮蔽了《蛙》作为小说文本的内在吊诡。 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蛙》采用了不同的文体，甚至在同一文体内也前后不一地使用了多种叙述语气，这使得它对于历史经验和人生体验的表现，达到了既坦然又含蓄的效果，而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剧作家蝌蚪既为过去怯懦而忏悔，又为新的罪过而赎罪，则又使得他的叙述既清醒又暧昧。享有着不容置疑的特权，但乡土群氓的生殖崇拜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却也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反讽历史，却又坚守正义，逃避深度，却又直刺沉痛，颠覆计划，却又质疑市场，崇尚科学，却又尊重传统，像这样吊诡的立场，使得既私密又公开的叙述，陷入多重文本的冲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学对于政治的处理方式，重要的不是小说的题材而是小说对于题材的独特表现，这样的判断，无疑是适用于《蛙》的。所以，作为一篇阅读札记，这里并不纠结于小说是否存在的题材选择上的讨巧争议，也不执着于奇观化叙述所引起的态度暧昧的指责，而是从革命抑或反革命、科学主义抑或人文关怀、计划抑或市场这三个维度，在富有感染力的乡野传奇中探究一下其内在的多重冲突。 一、“革命”抑或“后革命” 《蛙》最主要的企图，是讲述“我姑姑”的故事。她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因为时代的风云际会，她的人生道路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社会政治运动及其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高度耦合。拿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里话来说，“姑姑的一生，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了”[2]。这话说得有些学生腔，但显而易见，却是莫言有意为之：其一，是为了给蝌蚪一个幼稚的初学写作者的定位，其二，则为了凸显革命的宏大叙事的修辞所给他带来的影响。一个人的语言习惯，或者表达技巧，不大可能空穴来风，而是跟他或她浸淫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使用所谓的“大词儿”，就是我们熟知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擅长的修辞手段，但在这里，将“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跟一个乡村妇科医生联系在一起，尽管是为了某种反讽效果，却也算适得其所：她的父亲是个八路军的医生，曾跟诺尔曼·白求恩学习西医，连脚上穿过的皮鞋，都是白求恩临死前赠送的，而她自己，则曾因父亲牺牲的缘故而被接到解放区读书，此后才回乡做了妇科医生。这在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真可谓“黄金般璀璨的出身”，而有了这出身作为资本，“姑姑”不仅在推广“新法接生”的时候“有恃无恐”，而且在跟她的“右派”同事黄秋雅吵架的时候，表现出一身“烈士遗孤”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事情的缘起，其实微不足道，不过是“专区卫生学校”毕业的姑姑想在医疗业务上“指派”名牌医学院毕业的黄秋雅，这引起了后者的不满，忍不住卖起了资格，“老娘在医学院学习时，你还穿开裆裤吧！”这话或者不假，但不幸黄秋雅不仅自己是个“右派”，而且“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姑姑的反唇相讥在那个年代就颇具杀伤力：“是的，我知道你黄秋雅是资本家的大小姐，我也知道你是医学院的校花，您是举着小旗欢迎过日本鬼子进城吧？你大概还陪日本军官跳过贴面舞吧？就在你陪着日本兵跳舞时，老娘正在平度城里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然而黄秋雅也不甘示弱，“谁见过你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了？”[3]这看似一对泼辣女人间的斗嘴，但却揭示出一个革命叙事的伦理问题：被叙述出来的革命历史是否就是革命的真相呢？ 事实上，黄秋雅在1961年春天与姑姑斗嘴时的逻辑，也正是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所奉行的。对于1961年的黄秋雅而言，革命的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她完全可以就姑姑有关自己历史叙述的真实性提出反诘，而在“新历史主义”小说那里，虽有颠覆革命宏大叙事的冲动，但革命毕竟是现实合法性的来源，所以，革命的崇高与正义，仍为叙事大前提，只是在人性论语法下，以往被各种大词堆砌出来的革命者的光荣历史，却遭到了深刻的质疑。莫言可谓深谙此道，早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在一篇题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小说中，让一个在革命战争年代被打掉“传宗接代工具”的老红军讲述了长征中的饥饿故事，颠覆了许多以往革命历史叙述的神话。比如这位老红军提到他在横渡阿坝河时，因为看到连水性最好的连长都淹死了，就料想旱鸭子的自己一定在劫难逃，于是将所有的青稞麦一次性吃掉了，没想到水位退了下去，一座桥浮现出来。但河过去了，肚子却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当他可怜巴巴地凑到正在磨青稞面的卫生队长跟前，所遭遇的却根本不是作为听众的“我”在革命电影中常见的那种同志间的相互帮扶。“同志哥，不是我小气，你知道，有那把炒面，我也许就能过了草地；没有这把炒面，我也许过不了草地”。这是那个卫生队长的话，而正是这句话使小说中的“我”对“革命浪漫主义”和“虚假浪漫主义”作了一个区分：“前者把人当人看，后者把人当神看；前者描画了初生的婴儿，不忘记婴儿身上的血污和母亲破裂的生殖器，后者描画洗得干干净净的婴儿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母与子脸上都沐浴着天国的光辉”[4]。 在黄秋雅的面前，“姑姑”就是想把她父亲和她自己的光荣的革命历史当作“神迹”一样叙述，所以，她才会在遭遇冷笑和反诘时，搬出“历史俱在，山河作证”这样的大词。那姿态和神情，虽没有被描述出来，但却很容易让人想到革命电影中常见的那种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杏眼圆睁、大气凛然的女共产党员。但“蝌蚪”，一个穿越“文革”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剧作家，恰在这个时候，将一张“花花绿绿的传单”递到了“姑姑”的手里，一下子让她从“神”变回了“人”。这是一张从台湾撒过来的传单，其上“有一个容光焕发的青年男子，抱着一个貌若天仙的女人”[5]，该男子叫王小倜，是我军高密机场的一个飞行员，曾和姑姑有过一段恋爱经历，不料却在谈婚论嫁时驾机逃亡台湾了，而传单上的女人，据附在下面的说明文字，则是与他新近结成“神仙伴侣”的著名歌星陶莉莉。“蝌蚪”不仅注意到“照片上那女的，的确比姑姑迷人”，而且细致入微地观察到“随意地瞄了一眼传单”后的姑姑“身体猛地一震，仿佛被电打了一下子，她的眼睛瞪大了，脸色也随之变得煞白。她像扔掉一条蛇，不，像扔掉一只青蛙似的将那张传单扔掉了”[6]。毫无疑问，这是给姑姑那无果而终的爱情增加一些悲催的噱头，但实际的效果，却证实了黄秋雅的指责，即所谓“历史俱在，山河作证”，不过是在“卖烈士遗孤的臭味”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