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3)01-0079-06 从显性的或表层看，延安时期的女性主体意识是被遮蔽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延安时期女性整体就没有声音。在整个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女性主体意识还是存在的，她们在以自己的方式证明着自己。 整个延安时期活跃在文坛的女作家为数并不很多，最有代表性的要数丁玲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丁玲在延安时期对于文学的贡献是显著的，也是值得在文学史上书一笔的，难怪在1986年为丁玲举办的创作研讨会上，贺敬之发来这样的贺信：“在我看来，丁玲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又一杰出作家。”还说：“她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从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从其自身发展的意义上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具体地在继承传统方面或者在开放，创新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给予足够的估价的。”[1] 而丁玲在延安文学史或者说解放区文学史上最主要的贡献，则表现在她作为《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时。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在革命根据地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也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由当时的延安《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成，于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而文艺作品的发表则从《解放日报》创刊就有，《解放日报》自创刊至1941年9月16日为对开两版。第一版以发表当时的时事政治、经济等新闻为主；第二版以反映解放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新闻为主，文艺稿件在第二版的左下方，没有报头。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改为对开四版：前三版以时事政治、国际国内新闻为主，第四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反映的是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等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下半部则为文艺专栏，设有报头“文艺”二字。《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曾经有丁玲、舒群、艾思奇、周立波、刘祖春等先后担任主编或副刊部主任。丁玲自创刊至1942年3月底，担任副刊主编，共出版文艺专栏111期，共发表文艺稿件约100万字，为整个延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丁玲自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始至1942年3月底，为《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在此期间，丁玲为《解放日报》文艺栏制定了具体的办文艺栏的方针、规定了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也形成了具体的版式和工作作风，为后来的《解放日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丁玲创建的团结作家、培养新人的方针，她所提倡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办报精神至今天仍然在坚持和发扬着。《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办报方针和作法，不仅成为当时延安地区其它报刊杂志学习的参照，而且也为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报副刊的办刊提供了参考。甚至直到建国初期许多党报的文艺副刊仍然坚持着、继续着。 而作为女性，丁玲自始至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即使在女性声音被完全遮蔽的环境中，她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和民族担当的作家，她能够自觉地将“救亡”与“启蒙”这一时代所赋予的双重责任融为一体，注入到解放区文学的命脉中。丁玲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多年创作经验的积累，使她对解放区文学的历史使命始终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早在“五四”时期，她就以一个革命女作家的姿态步入文坛，20年代末期，她勇敢地冲破家庭的牢笼，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革命运动中。就丁玲本人来说，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家之一，丁玲所写的《莎菲女士日记》中莎菲的塑造就是典型，莎菲这位在“五四”革命退潮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既苦闷又叛逆，同时又有新的追求，是一位不甘寂寞、自我主体意识极强的女性。她是一位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的女性，也是一位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的女性，是“五四”落潮后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丁玲所塑造的莎菲实际上也是她自己思想的投射，向来以女性主体意识张扬自己个性的丁玲到了延安后，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不可能变得迟钝，反而会更进一步加强，这在她延安时期的创作中和她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中均可以体现出来。 丁玲是1936年冬到达延安的，解放区的新天新地给了丁玲一个崭新的创作空间，初到延安后，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反映着她眼中的新延安新生活，后来，以小说的形式反映解放区的新生活。尽管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但在喜欢的背后，丁玲还是看到了解放区灰色的云彩和女性的不幸和悲哀。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环境的要求，对于文学创作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到大众中去”“应群众化”，而身处此境的丁玲一方面认为这是形势的要求、革命的需要，她也主张文艺“必须是大众的，不是为大众服务的作品，就不是有价值的文艺”。[2]正因为认识深刻到位，她才能够真正俯下身来，有意识地把自己当成群众中的一员，把群众看成自己交流的对象，丁玲在《一年》中就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任务在站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知道你的弱点。要到群众中去学习，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领导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不是一个两个英雄能做成什么大事的。多听大众的意见，多派大众一些工作，不独断独行，不包而不办，是最好的领导方式。”[3](p24)作为一位富有主体意识的作家，丁玲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判断意识和能力，更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她在写于1938年的《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群众化，不是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着他们走，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走向抗战的路，建国的路。时时记住自己的责任，永不退让，永不放松，才是我们应有的精神，这末到群众中去，只求能适合群众，而绝不取媚群众。”[4](P361)而写于1941年初，发表于1941年6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上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则是反映中国女性命运的经典篇章，主人公是一位农村少女叫贞贞，当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后，准备追求自己的幸福时，却落入了日寇的魔掌，受尽了凌辱和蹂躏。贞贞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即使在日寇的蹂躏下，她也没忘记寻求生的希望，“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本的军营中她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当时支撑贞贞的唯一信念就是逃出敌营就能得到幸福，而谁能料到，自己虽然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却落到了村里人鄙视的眼光中，村民没有把她看成是一位受尽凌辱的女性，反而把她看成是一个失去了贞洁，不洁的象征，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在于揭示，即使在解放区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后，封建思想的毒害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人仍然处在麻木之中；写于1940年，载于1941年11月15日《谷雨》创刊号，后于1942年发表在重庆《文艺阵地》上的《在医院中》则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解放区的落后和不足。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是个思想进步，追求理想的女青年，她来到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服从组织分配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在医院中》陆萍通过自己的观察，看到了许多解放区不阳光的一面。陆萍刚到医院时，恶劣的气候、荒凉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同屋的冷漠粗鲁等使她失去了希望。在医院里，院长对医务工作完全外行、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医院的管理一片混乱，医疗方面也存在很多亟需改善的问题。院长更缺乏同志式的热情与尊重，病人肮脏不听话，看护对工作漫不经心，同事之间冷漠、庸俗，整个医院涌动着一股麻木、冷漠、苟安的气息。面对这一切，陆萍并不甘心，陆萍企图改变现状：她去参加会议、提意见，把很多人不敢讲不愿讲的话都讲出来，为了病员的生活管理和医疗改善去同管理员、总务长、秘书长、甚至院长争执。她的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的勇敢干预企图改变现状的不懈努力和斗争，结果却被视为异物，从而陷入被孤立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