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的红星》(以下简称《红星》)是分析七十年代教育方式的重要史料，“它通过向青少年一代反复灌输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史，令他们巩固接革命的班的历史观”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星》显然是与“文革”的重要命题之一“革命接班人”问题紧密相扣的。今天的重读，我也想以此为讨论的核心，即作为教育范本的《红星》是怎样被创作出来？它又是如何通过对革命历史的叙事实现革命教育的命题的？电影改编又是怎样将这种革命教育理念推向大众的？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借历史关照当下：近40年前出版的、漂浮在忘却与纪念之间的《红星》又能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提供哪些思考？以上几个问题是我希望能够借由本文加以讨论的。 一、革命英雄前传 在文学史为数不多的论述中，《红星》被视为“革命历史小说”。根据黄子平的定义：“‘革命历史小说’……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构建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②黄子平略带倾向性的措辞强调了革命历史小说这一类型的意识形态性质，事实上，它也确实承担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共同体想象的构建之重任。(从这一层面上看，我们会发现“题材决定论”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国家控制的文学资源需要集中使用在最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而“革命历史”与“小说”，汇聚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它沟通了历史与当下，用叙述历史的方式完成对当下的参与，特别是契合了培养革命接班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命题。然而，怎样赋予新生的政权以配套的价值理念，这一政治需求并不能因为“意识形态控制”或者诸如此类的理由就一概驳倒，关键的是，文学怎样叙述历史和构建何种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正确审视《红星》和其他革命历史小说的意义和局限。 除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逻辑之外，《红星》还贯彻了成长小说的逻辑。小说讲述了江西苏区在反围剿失败后被地主还乡团重新占领，主人公潘冬子从7岁到22岁这十五年间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浪潮中。失去家庭的他先后在游击队、老乡宋大爹家、茂源米店等生活，从对闹革命的懵懂未知到投身革命洪流，成长逻辑将革命教育的历程放大了。潘冬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英雄的面目出现的，而是在许多革命前辈和先进群众的言传身教之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和《保卫延安》《红日》和《红岩》这类革命历史小说不同，潘冬子的故事更多是一种英雄前传，这样，成为革命英雄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革命教育的过程，内在的革命教育叙事和外在的意识形态建构形成了某种共鸣，使得《红星》成为一个典范的革命教育文本。 那么，《红星》提供的又是怎样的革命教育呢？在此我希望通过借用汪晖文本细读的方法，以逼视其内在肌理。汪晖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通过列举和分析《阿Q正传》中的六处细节进行了颇具颠覆性的分析，其最终的价值判断究竟如何暂且搁置不议，单就方法而言，是大有可取之处的。文学作品中关键性的“瞬间”凝聚的内涵往往有着极重的分量，对这些“瞬间”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达到对文本的把握。回到《红星》，我们发现，小潘冬子接受革命教育、实现成长的过程中，同样凝聚了许多关键的“凝视的瞬间”。 故事开始不久，七岁的小冬子对“闹革命”还“不大明白”的时候，父亲潘行义负伤就给冬子上了印象深刻的一课： 爹的腿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滴答滴答地流着，他的头上滚着大汗珠子，牙紧咬着，呼吸急促，但一声也不吭。我差一点又哭了出来，可是这时爹的眼睛正好瞧见了我。我不敢哭了，爹的眼睛里闪着两道光，那光是不准人哭的。 冬子的父亲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了伤，为了照顾其他伤员他让出了麻药，忍着剧痛接受手术，小冬子就在门外看着这一切。在这一凝视的瞬间里，红军战士潘行义扮演了教育者的角色，小冬子则是受教育者。其所承载的教育容量涵盖了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父亲的“血滴答滴答地流着”，负伤是由敌人造成的，父亲的血直接引出了阶级的仇恨；其二，父亲腿部中弹，却将珍贵的麻药让给战友，这一类似“关公刮骨疗毒”式的情节设置一方面强调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士主观的坚强意志可以战胜一切，“我叫唤，它也是要痛的嘛，我硬是不叫，它就怕我哩，就不痛啦”；另一方面，也是以身作则示范了对阶级兄弟之爱。在这样一个瞬间里，小冬子的内心触碰了以上这些重大革命命题，通过对父亲/红军这一形象的凝视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启蒙。显然，这一启蒙是极富效力的，父亲腿中挖出的带血的弹头成了凝聚爱与恨的哲学的“信物”，伴随着小冬子的成长；而范导者身上呈现的坚强意志也在冬子此后的生命/革命道路中自然而然地重演： 我的肚子饿了，越挨下去，越饿得厉害。……这时忽然想起我爹从腿中向外取子弹的事，记得他曾向我说：“硬是不怕痛，痛就会怕你，也就不觉痛了。”我现在饿了，我不怕饿，看能怎么样！的确，我不再想饿的事，也就不觉得那么饿了。 潘冬子在茂源米店与大仇人胡汉三正面交锋，烧伤了胡之后逃出米店，饥寒交迫之际，是父亲的话鼓舞了他。文本中的教育并不仅仅是口号式的被动灌输，而是自然内化为主人公行动的力量。 同样，另一个重要教育者、冬子妈身上也凝聚了类似的“瞬间”。如果说，父亲的一课让潘冬子印象式地理解了革命，那么母亲的行为则强调了革命中党的意义，革命的胜利是依靠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由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用血汗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