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周作人与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人一起，激烈批判儒家的纲常伦理和旧礼教思想。而从五四落潮后到一九四○年代，周作人也与胡适、陈独秀等，一再对儒家思想进行理性的再评价。在此期间，周氏曾指出：“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也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①那么，周氏所自定的是怎样的一种儒家？其解说的内容与一般的意见到底有何差别？这些差别与周氏自身思想的发展又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本文拟从一九三○、四○年代周作人对儒家的论述入手，考察周氏对儒家相关思想的选择及其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勘动乱时代的知识者思想言说的复杂性。 周作人之言及儒家，往往从自己对儒家典籍的接受谈起。比如对于《论语》，周氏说：“其最得受用的乃是孔子教诲子路的话，即是知之为知之这一章。”②在他看来，“知之为知之”一章所体现的孔子“重知”的态度是中国最好的思想③，而他也屡屡以此作为自己追求的境界。因而，在五四落潮后，周氏宣称：“现在唯一的欲望是想多求一点知，尽我的微力想多读一点书，多用一点思索，别的事且不要管。”④为此，他尤其推崇希腊古哲追求学问的精神，指出：“‘哲学’(Philosophy)本来是从希腊文的philosophia演变出来的，本是‘爱智’的意义。philos是‘爱好’，sophia是‘智慧’的意义。”⑤到了1934年，周氏更认为：“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⑥而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周氏又说：“希腊古哲有言曰，要知道你自己。我们凡人虽于爱智之道无能为役，但既幸得生而为人，于此一事总不可不勉耳。”⑦不难看出，在周氏这里，孔子“重知”的态度与希腊古哲的“爱智之道”其实是一回事。 然而，彼时周作人所谓“重知”或“爱智之道”，其所指涉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基于“情理”(“人情物理”或“物理人情”)之上的认识与评判之道，而非治国平天下的“教条”、“政治哲学”或者“圣学”及其“时文”。诚如周氏指出：“我觉得中国有顶好的事情，便是讲情理，其极坏的地方便是不讲情理。随处是物理人情，只要人去细心考察，能知者即可渐进为贤人，不知者终为愚人，恶人。”⑧在他看来，作为三代圣贤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正是讲“情理”的典范，他不是耶稣而是苏格拉底之类的人，也与后世禅化的宋儒不同；而《论语》里边“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⑨。与此相对应，周氏肯定颜习斋在《性理书评》中关于“宋儒是圣学之时文”的评判，认为宋儒“讲学诸公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⑩。 显然，在周作人那里，无论“教条”、“政治哲学”或者“圣学”及其“时文”，其所针对的正是后世儒教徒尤其是宋儒的思想，而它们都是孔子所讲“情理”的对立面。对于儒家的学问和思想，周氏的品评标准诚如马时芳《朴丽子》所云： 学不知道，即上文所谓学焉而不得其通，任是圣经贤传记得烂熟，心性理气随口吐出，苟不懂得人情物理，实在与一窍不通者无异，而又有所操持，结果是学问之害甚于剑戟，戴东原所谓以理杀人，真是昏天黑地无处申诉矣。(11) 之所以强调儒者须懂得“人情物理”，是因为周氏确信，“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说出话来，无论表面上是什么陈旧或新奇，其内容是一样的实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烧，颠扑不破，因为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由此，周氏认为中国思想界符合此标准的三贤是王充、李贽和俞正燮。三贤之中，李贽虽以思想得祸，其人看似很激烈，但“他的思想倒是颇为和平公正的”，因为“他知道真的儒家通达人情物理，所言说必定平易近人，不涉于琐碎迂曲也”(12)。在此标准下，周氏开列的明清以降思想家实际上还包括了王阳明、袁中郎、钟伯敬、金圣叹、傅青主、冯班、蒋子潇、龚定庵等(13)。 在周作人看来，上述思想家都属于非“正统派”的儒家。与此相反，“黄梨洲顾亭林孙夏峰王山史都是品学兼优的人，但他们的思想还是正统派的，总不能出程朱陆王的范围”(14)。实际上，在周氏那里，程朱与陆王也终究有别：“老实说，我是不懂道学的，但不知怎的嫌恶程朱派的道学家，若是遇见讲陆王或颜李的，便很有些好感。”(15)有鉴于此，在明清以降的儒家学者中，周氏声称最佩服的除李贽外，另两位是郝懿行与焦循。尤其对于焦循，周氏以为，“焦君的学问渊博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见识通达尤为难得，有了学问而又了解物理人情，这才能有独自的正当的见解”(16)。说白了，周氏之看重非“正统派”的儒家，正是他们基于“情理”之上的“见识通达”和“独自的正当的见解”。 所谓非“正统派”的儒家，亦即彼时周作人一再肯定的“古来的儒家”或“粹然儒者”。1940年，在《汉文学的传统》一文中，周氏分辨了孔孟等“古来的儒家”思想与后世儒教徒的不同：“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而“后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理性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成为儒家衰微的缘因”。周氏这里所谓“后世的儒教徒”，指的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和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与此同时，为了说明“古来的儒家”与非“正统派”的儒家相通，周氏引用了焦循《易余龠录》卷十二中的一段文字：
